苏曼殊(1884—1918)祖籍广东中山，生母为日本人，所以他是混血儿，又是私生子，自幼即被歧视，并被领回中山老家。以后，他到日本留过学，在上海和苏州谋生，因遭冷遇而削发为僧;又到处流浪，卖文为生;还策划暗杀保皇派头目康有为;也参加过反清文学团体“南社”，与柳亚子交情甚笃。他多才多艺，会写小说，会日文、梵文、英文和法文，译过《拜伦诗选》，擅绘画，擅诗作，连柳亚子也甘拜下风。
由于他命运多舛，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所以他的饮食也无定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尤喜甜食。这可能与生在日本从小就爱吃糖有关。据已故上海作家郑逸梅先生所述，他常在上海棋盘街一家叫同芳的粤式茶馆饮茶，那儿兼售粤式糕饼及舶来品糖果，有一种名叫“摩尔登”的外国糖，装在扁型玻璃瓶内，粒粒如围棋子，色泽淡黄及淡红。苏曼殊听说此糖为茶花女所嗜食，他一向敬慕茶花女，特爱吃此糖——每次买上三四瓶带回去。他自称“糖僧”(他做过和尚，所以才有“僧”之名——笔者)。有一次为吃糖，可身无分文，亏他想得出来，竟把嘴内一颗金牙变卖了换糖吃。他平时糖不离口，尤其在写作时更是大吃特吃，以助文思。最多时，一天可吃掉“摩尔登”糖三瓶。据记载，他刚到上海，竟吃去当时市价100元的糖果。
蜜枣是甜食，他也喜欢吃。有人向他索画，数次碰壁，后来打听到他爱吃蜜枣，便买了一大包送上，果然得到他的一幅山水画。他在与友人通信中也大谈吃经：“又闻素君能制蜜枣，真欲吊人胃口耶？”苏州的酥糖很有名，品种有玫瑰、黄豆和芝麻等，他一口气可吃光十几包，真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包天笑(苏州作家，晚年居香港——笔者)题诗云：“松糖桔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开口。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甜来。”他有时做梦也在吃，例如梦中吃过苏州的枣泥月饼、金华火腿、年糕、八宝饭和糟蛋等。
他生性放荡不羁，在饮食上也如此，常一下子吃上三笼汤包、几大碗鲍鱼面。有时还异想天开地吃生鲍鱼，用糖醋拌一下，说是“味究不恶”。这样的吃法，吃坏了是难免的。他一连数日卧床不起，却并不后悔。他曾写信给邵之冲：“一人赴源顺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这就叫“爱吃不要命”。
在日本期间，他常在编书之余不忘寻觅郊原的冰店。为的是饮冰。他的挚友柳亚子曾记下这么一段话：“苏玄英(苏曼殊原名)体弱善病，而饮食亢进。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明日，复饮如故。”所以，他常腹泻，这与饮冰过量相关。
1918年春，苏曼殊终于病卒于上海宝隆医院，死因是饮食无节制而得的肠胃病。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竟如此短寿，实在令人惋惜！据说，他住院期间，医生对他的饮食严加控制，不准吸烟(他一天竟能吸大雪茄二三十支)、不准吃糖和喝牛奶可可。几天下来，他难以忍受，终于逃出医院，去街上大吃八宝饭、年糕、栗子和冰淇淋，结果导致肠胃病加剧。死后，在他的床下，枕旁找出不少糖果纸。
法国大作家左拉在成名后也尽情吃喝，由于长期如此，加上深居简出、伏案写作，使他大腹便便，体重增至100公斤，腹围达114厘米。不断增加的脂肪使他神经系统混乱，呼吸困难;有时昏昏沉沉地趴在稿纸上，连笔也不听使唤。后来，他担心会胖得“爆炸开来”，才坚持步行与骑自行车，节制饮食，经过一年的努力，才使体重控制在95公斤左右。这是一种令人佩服的毅力，知“错”必改，使他从死亡边缘走回来。如果苏曼殊也有这种决心，就不会有如此可悲的结局！
历史上也有苏曼殊那样的“大肚皮”，他就是乾隆年间的大学士纪晓岚，近年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使这位清代高官名声大振。他在被贬新疆期间，撰过知名度很高的《阅微草堂笔记》。此人生性诙谐，才思敏捷。他是一位“吃肉大王”——用餐时他只吃精肉，不吃蔬菜与米饭(面食只偶而吃一次)。他一顿能吃二三斤牛肉，而且只用茶水送服。席间，只见他自己举箸大嚼，很少顾及他人。
有一天，他与朋友闲谈，仆人捧来火腿数斤，他边谈边吃，没多久就吃个精光。长此以往，他的胃不胜负担。幸亏他晚年坚信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所说“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的格言，平时用餐很讲究营养卫生，合理选料搭配，才能活到83岁的高龄。
苏东坡有一套饮食养生经验，也说过：“已饥方食，未饱先止”。这与北京书法家启功的“烹调千万端，饥时方适口”是同一个意思。再好的美食，吃饱了，是什么好味道也辨不出来的。所以，让自己的胃留有余地，才是明智的选择。否则热量过剩，肥胖症一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脑动脉硬化及冠心病随之而来，这就会加速免疫系统衰老，祸及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