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中的恭亲王：慈禧同他的小叔子恭亲王奕之间，关系暧昧。这当然是小说家的一种想象，一种虚构。考诸史实，他们之间纯粹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利害关系。
回顾他们之间的关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用恭王奕。
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以慈禧对奕的态度为转移。
两宫太后在奕集团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击败了肃顺集团，取得了政变的决定性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此后，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控制大局。
控制大局的关键是尽快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以免造成权力真空。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首先表现在对恭亲王奕的重用上。
恭亲王奕，配合之默契，堪称珠联璧合。
因之，对奕，在政变发作的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连发两道谕旨，一是授予恭王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一是补授其宗人府宗令。十月初二日又连发两道谕旨，一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银库。
两天之内，连发四谕。奕明正言顺地处分载垣、端华和肃顺的特权。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实权。
插叙一下。清朝宗室的爵位，据《清史稿》载，分为十二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第一等爵位是亲王，第二等爵位是郡王，第三等爵位是贝勒，第四等爵位是贝子。吴振域《养吉斋丛录》说，清朝宗室爵位划分为十四等。应以十二等为是。
不仅如此，两宫太后秉政之初，对恭亲王奕也是非常倚重的。《慈禧外纪》说：
慈禧秉政之初，一切政事尚未熟习。且京中党派分歧，尤难操纵，外交之事，又不易办。恐己不易压伏，遂引恭王以为己助。恭王当国久，经历多，故倚之如左右手。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除授予上述的要职外，两宫皇太后又加给了奕许多恩典。
十月初八日，赏赐奕坚辞，改赐亲王双俸，为此特颁上谕，加以表彰：
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再三申明，此系先帝恩旨，而该王辞谢倍力，声泪俱下。两宫皇太后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从所请，将世袭亲王罔替之旨暂从缓议，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严肃的恭亲王奕。这里的“此系先帝恩旨”，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咸丰帝临死前对其弟奕是有猜忌心理的，不然不会将他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现在这样说，就使政变显得更加合法化，不仅是两宫太后的意思，也是咸丰帝的本意了。
十月初十日，两宫太后懿旨，命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具奏奕的一个心病。
十月二十一日，大学士九卿会议，同上奕的尊重。
十二月初九日，两宫懿旨“恭亲王长女聪慧轶群”，晋封为固伦公主。“所有服色体制，均著照固伦公主之例”办理。清制中宫嫡女曰固伦公主，妃嫔所出称和硕公主。若中宫抚养宗室女遣嫁时，礼遇可比之和硕公主。因此，对非皇后的奕的信任。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862年1月30日)，两宫懿旨赏恭亲王奕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又恭亲王之子载澂赏戴三眼花翎。
这一切都说明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奕是十分重用的。《慈禧外纪》说：“以事实观之，既有两宫持政，可无须辅佐之人。慈禧深感恭王在热河助己，以其女为大公主，准用黄轿，故恭王颇有大权。”这话是不差的。
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还表现在军机处的重组上。
军机处是清代的特殊政治机构，是直接禀承皇帝意旨承办一切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厅或机要室，地位极其重要。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奉旨应召入值，为兼差，其数无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称“揆首”、“领袖”。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军机处者，有的因资历较浅，加“学习”二字，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过一二年，再相机去掉“学习”二字。
政变成功，必然要组成为两宫太后服务的新的军机处。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61年11月3日)，两宫太后连发两道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政变中功劳卓著的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原为军机大臣的户部左侍郎文祥，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恭亲王奕为首席军机大臣。
这样，以恭亲王奕为首组成了新的六人军机处。
这一切，都反映了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恭亲王奕没有料到，时间一久，慈禧对他渐生疑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