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3日，由重庆逃至成都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主动向校长张耀明提出，说要“检阅本校官生，予黄埔生再次鼓励”。那一天，是黄埔二十三期第二总队长李邦藩担任当日的校值星官。上午8时刚过，在迎宾乐声中，身穿黄呢中山服、头戴礼帽的蒋介石，在寒风中由张群、阎锡山、顾祝同、蒋经国、张耀明等陪同步上检阅台。
首先举行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注目礼下冉冉升起，旗杆顶头的滑轮吱吱呀呀转动着，像是承受不了这“国旗”。突然，那片薄布在升到旗杆中间时，呼呼啦啦掉了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升旗用的绳子从中间断了，旗与绳子从旗杆滑轮上一同溜了下来。本来沉闷无声的队列吵嚷起来。为了使阅兵分列式照常进行，升旗人员不得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最快速度放倒旗杆，重新挂上绳子，升起了这面被摔落在地的旗子。
这件事，我在上世纪80年代采访中，许多黄埔第二十三期学生都记忆犹新。我为查明落旗原因，于1988年夏在成都西郊杜甫草堂公园，曾专门组织第二十三期学生集体回忆和补充校正有关细节，时在成都的第二十三期学生约有20余人参加了聚会。在此前后，多位亲历者在回忆文章中也记载了此事。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军校内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头一天晚上在旗绳上做了手脚。
这个升旗插曲，在现场的队列中引起了纷纷议论，很多人说“看来党国的气数将尽了”。本来蒋介石是准备在大会上讲话的，他那时的情绪可能也受到突然发生的落旗的影响，在讲了“同学们”一句话后，嘶哑的嗓子干咳了一声，眼中又噙满了泪水，讲不下去了。想必他触景生情，心中十分难过。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强打精神勉励学生，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底，最后以凄凉的声调说道：“国家到了今天，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我们的国家，已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复兴中华的责任已摆在你们的双肩上。这次，你们的西迁绝不是逃跑，我寄希望于你们，大家好自为之。”看来，蒋介石此时也不想多说什么了。不到10分钟，讲话就匆匆结束。
校值星官李邦藩请示后，便进行下一个项目，变换队形，开始阅兵。
队列前后各挪开一步，蒋介石和随行人员走下中正台，在校长张耀明、教育处长代教育长李永中、总队长李邦藩等陪同下，穿行于官生队列中。蒋介石带着白手套，同队列中徒手肃立行注目礼的排头、排尾官生握手，目视检阅，大有依依惜别之情。当时，阅兵场上气氛相当紧张，全体在场受阅官生全都像木偶一样立正站着，连眼珠也不敢乱转，耳边仍不时传来蒋介石的侍卫人员压低嗓音喊着：“不准动！不准动！”的声音。
同学们见蒋介石须眉花白，距离上次检阅，仅仅时隔三个月，这位老校长的神情在学生们的眼里有了很大的变化，显然苍老憔悴了许多。第二十三期第一总队炮兵大队第一中队毕业生张启东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人啊，经受不了大的波折。不说老校长他这时的个头有点萎缩，反正是苍老不少，而且精神头也是，不说萎靡不振，反正绝对是有所表现，看起来也就是说丧失了信心，自信心大打折扣，我当时确实就有这个感觉。另外，他讲，把反攻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对这句话最反感，也是我印象最深的，对他最失望的。”
蒋介石目视检阅每列同学，同队列中排首、排尾受阅者握手，用去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实为首例。许多人视为殊荣，有的学生当即声泪俱下。蒋介石的检阅是为军校学生鼓劲，以掩饰当时的败势，但学生们都已知道，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学生们已经没有了当初报考军校时的兴奋，对蒋介石的接见和讲话也相当麻木，多数学生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回到家乡。蒋介石的伤感情绪深深影响着受阅的学生，学生们的拘谨、不安情绪也深刻反作用于蒋介石。在一片肃杀悲凉的气氛中，蒋介石离开阅兵场，大有惜别之情。
此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学生这里总算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军校学生得到的最大实惠是蒋介石特“恩准”每人一斤猪肉，作为犒赏。并特准赏给每个学生一枚银元，但这枚银元并没有发到学生手中，被扣在大队移作别用了。
这天的阅兵结束后，军校学生再也没有见到蒋介石公开露过面。
阅兵当天下午，成都黄埔军校还做出决定，除留李邦藩率黄埔二十三期第二总队暂留校担任护卫蒋介石任务外，其他各学生总队及勤务团、教导团、军官教育队等一切武装力量准备在明日开始动身南迁。张耀明暂留校负责军校日常工作，南迁官生由李永中统一指挥。当晚，军校在校外智育电影院包场，放映电影《文天祥》(片名又称《国魂》)。这是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电影聚会。放映银幕前，人群情绪甚为悲壮，几个军校生大呼口号，他们唯恐住在校内的老校长蒋介石听不到，使上了全身力气，大喊大叫。在电影剧场浓烈的反共气氛中，很多学生振臂响应，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放映之后，校方还组织同学们进行讨论。但不一会儿，看电影的人就相继散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