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以降，以布鲁诺与方孝孺为代表，中西世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才子，他们都才华横溢，不怕牺牲，但是求索方向却大不同。
当布鲁诺受火刑而死，方孝孺已被“灭十族”。为明朝皇帝继承权献身的方孝孺，死前曾作绝命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不能说方孝孺死得没价值，他的气节可歌可泣。但孝孺所殉之道，是永恒的思想，还是变换的利益？
方孝孺的死，没有带来大明王朝的丝毫进步，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
而布鲁诺则不同，他牺牲之后，神学主导的西方世界被科学打破。由此西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全面领先东方世界。
总有人问：中国两千年就有“食色性也”的认识，却为何没有发展成为人类学、心理学？中国发明了科举制，却为何没有发展成公务员制度？中国制造了火药，却为何不能发明热兵器？发明了炼丹术，却为何没形成化学？发明了占星术却为何没有天文学？发明了风筝，却悟不出制造飞机的原理？
一言以蔽之：先天缺失“求真”精神，从而无法形成系统的科学。
这绝不说明中国人的才智比西方人低，而是因为华夏文明在习惯中选择了走“伦理”的路而不走“真理”的路，重“德”不重“真”，求生活的合理而不求思想的确实。“汉才”中难以找到科学精神，以及彻底求真的执着，从而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大科学家。
包括政治学和法学等等人文科学，除了隋唐发明的文官制度科举制之外，均无系统性。甚至就连影响东方的儒教，严格地说，那不是哲学，而只是一种道德学说。明朝之后，以复写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科考收缩回四书五经的八股笼子里，休提数理化等自然学科，即便在人文科学上亦无影响世界系统科学产生。
如果说，中世纪之前，整个世界对科学多处于蒙昧状态，先行起步的华夏文明尚可以蜚声海内外的话，那么，中世纪到近代，世界已渐次进入伟大的科学启蒙时代，只靠道德学说、诗词歌赋、科举制、四个零散发明立世的“汉才”，情何以堪？
当西方才子把才情与生命奉献给真理时，东方才子却把精力、才华直至生命全部投在了“道德”中。那里，既没有“自然科学”，也没有“社会科学”，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王道”。
方孝孺的绝命诗，布鲁诺的宇宙观。一个求德，另一个求真，造就了两种文明的不同走向——这大约就是中国近代自明朝开始，中西文明拉开距离的另解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