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兴起和康乾盛世的出现，得益于顺治到乾隆前期的统治者推行了较为得当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其中政治的清正廉明也是清朝迈向盛世的关键因素。但是就在国家鼎盛之际，统治阶级放弃了文治武功的进取精神，反而因富而奢、因盛而骄，使盛世滑向衰落。
与康乾盛世伴随的是贪腐恣意横行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廉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的廉洁典型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已是心力不济，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显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
但自雍正离奇暴亡，乾隆接过权杖后，便一改其父严厉冷峻的处事行为，转为平和放任的风格。尤其乾隆晚期，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皇帝照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乾隆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钱财。乾隆帝规定，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不尽职责，可向皇帝交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免罪。交纳的银两，收归皇帝私囊。乾隆帝的宠臣和珅，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20多年，深受乾隆帝倚重，嘉庆时被责令自杀，抄没家产。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清朝当时岁入十年以上。与官僚们骄奢淫逸生活相伴随的，是贪污的风气盛行，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惟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各级官吏过着犬马声色、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
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噬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常常成为历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对这一历史现象，统治者应该说还是有所认识的。清代开国皇帝顺治曾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基于此种认识，清朝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廉政措施。
无论何人“不法”，都察院均可直言不隐，并且“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
清初的统治者接受历代封建政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知以廉政为主要目的的监察制度对于维护封建政权的重要性。康雍乾的监察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建立了多元多轨的监察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监察网络，形成一套周密严格的监察制度。其监察制度之完善在其成文法《台规》中有完整的体现。
清朝把监察机构作为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给予相当高的地位与权力。在设立都察院时，就指出无论何人“不法”，都察院均可直言不隐，并且“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康熙十一年上谕又指出：“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殚忠极虑，据实直陈。”
为周密严格地监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及大小官吏，清王朝建立了遍及全国的监察网。它在设置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中央与地方并举。都察院是监察机构最高机构，地方督抚大吏均是中央监察系统的一部分，对地方各级各类官员有监察权。这样，从监察体制上，形成了上下相维，中央与地方交互为用的网状结构，使各级官吏均置于它的监督之下。二是科道合一。雍正元年，清廷将六科归属都察院。科道合并，加强了监察队伍，扩大了监察范围，把提高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职责也归入了监察系统。三是设立稽察、巡察御史。据《台规》记载，清代除对在京各机构及各地形成系统的监察机构网外，一度曾对一些重要机构及特殊系统和边远地区，另设有专门的监察御史，以补其不足。
清政府是将全国政府、军队、司法、文教、财政等机构全部置于监察机构的监督之下，使科道官员具有上可谏君下可纠臣之权力。其任务主要有：拾遗、补阙、规谏君主。这在《台规》规定的任务中占有极大比重。历代皇帝反复要求科道官员留心政事得失，极言直谏。尽管清代实行封建专制，敢于犯颜直谏者极少，但最高统治者力图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纠正执政中失误的意图还是可取的。另外还有监察吏治，严禁结党、稽核财政收入、监督各级考试、稽察刑名案件等任务。
雍正倡立“养廉银”制度
清朝施行低俸禄制，正一品官年俸180两，七品知县一年才45两俸银。当国家财政困难时，还要在官吏的俸禄上打主意，要他们减俸或捐俸。还有地方上存留的公费，本属地方办公开支，数额本就很少，清初因军需一再裁减。康熙说“从前各州县有存留银两，公费尚有所出。后议尽归户部，州县无以办公。”这样，官吏们不但生活费用无保证，连办公费用也被克扣，因此不得不从老百姓身上进行搜刮。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鼓励各级官吏的层层剥削。上谕中也承认：“今部中每遇事，辄令地方官设法料理，皆掩饰美名，实则加派于地方耳。”另外，“远则西征之雇车，北口之运米(指征讨噶尔丹时的后勤供应)，近则修葺城垣，无不责令设法。”所谓“设法”就是贪污勒索的别名。官僚本性加上俸禄过低，决定了官吏必然大肆贪污。
雍正为了清理财政，杜绝贪污，从赋税和俸禄制度的改革入手，实行“耗羡归公”。所谓“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例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粮米收放也会有一些亏损，所以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称为“火耗”、“耗羡”。雍正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政府的正常税收，统一征收，存留藩库，从中提取“养廉银”，发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而且其数量大大超过正俸。督抚大吏每年一二万两，知县一二千两。意思是说得了这笔钱，就应该廉洁奉公，不再贪赃剥民。这是雍正时的一项重要改革，这一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时期成为清朝吏治最好的时期之一。
严管八旗子弟，高官、高官子弟实行任职回避制度
清朝旗人在政治与经济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受到朝廷多方面的关照。但八旗子弟中有相当一部分由暗中贪污、盗窃到公开明火执仗地抢劫，给清朝社会风气造成严重影响。清朝多数帝王为了维持其统治，除了频繁申谕，加强教育外，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是迁居。清初统治者对于屡教不改的八旗子弟，尤其是宗室子弟，令其到东北地区观摩满洲旧俗或移置东北，长期定居，重习满洲淳朴旧风。这样可以一举两得：虽然清政府口头上说移驻宗室70户都是安分朴实可以造就之才，实际上是将不安守本分的人撵出京师，减轻京师治安压力。这一做法确实对加强宗室教育，改变奢侈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是严惩。对于触犯刑律的八旗子弟坚决绳之以法，甚至处以极刑。清朝前期，对腐化堕落的官员，哪怕是宗室、将军、亲王、公伯之爵，查处也是很严厉很及时的。乾隆末年，杭州将军富春，由于每日听戏，自求逸乐，被革退所有职衔。这些官员，被革职后，还恐其在原地仍扰害地方，常常向边区艰苦地方发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