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来竞争激烈，同时涉及每个家庭的利益。但高考指标如何分配的问题，则千年难解，因为无法给出一个众人都满意的方案。高考指标分配需要平衡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综合利益，即使这样也很难做到完全公平。
宋代高考，先由各路州进行初考，成为举人后才有资格送到京城高考，也就是省试。这个指标是有固定限制的，叫“解额”。这个指标是如何分配的呢？以嘉佑七年为例，开封府为307人，加上国子监111人，共有418人。而整个湖北、湖南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人。嘉兴府仅仅只有10人。整个北宋几乎都如此，其它各省最多数十人，最少则只有一二人。京城指标则呈绝对性压倒优势。
京城指标多，原因其实很好理解。比如权贵官僚多，这一块必须给留出足够的名额。例如权贵后代，江山是祖宗打的，不给照顾不行。再者，很多人为了能够考中，想方设法加入京城户籍。还有个原因一般人想象不到，那就是出题的人在京城，受京城文化影响，考卷试题多少都会带有“京城特色”。虽然是全国一张卷，南方考生就会吃大亏。
考生指标多也就罢了，重要的是，录取指标更是呈碾压性优势。比如同样是嘉佑七年，开封府与国子监的登科人数达到96人，而全国才只有193人。京城的录取上线率高达25，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考中。而其它各省都不到5，河北最惨，154个人中才录取1人，比百里挑一还惨烈。不过，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淳熙年间，福建居然达到了270人才录取1的夸张程度。你以为福建最惨了吗？不！温州无奈地笑了，我们是470：1
朝廷的意思很明显，要用高考指标来调节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就是说，先富帮后富，让富裕地区来照顾穷困地区。比如在英宗时期，东南诸省的录取比例为100：1，而西北等地则为10：1。南方人抱怨，凭什么我们纳税多，录取指标这么少呢？北方人说，凭什么我们打仗，你们享太平。
各地父母官轮番叫屈，都要力争增加本地录取指标。南方的说，我们学习成绩好，人才多，本应多录取。北方的说，我们经济差，又出生入死保卫国家，应多照顾。这两方代表人物就是山西人司马光与江西人欧阳修。
司马光说，应该按省录取，保证区域公平。即使举人少，也要保证每省都有登科进士。欧阳修说，应该拿成绩说话，是骡子是马，公开较量，成绩高低说了算，谁高谁录取。
南方人与北方人在吵的同时，外地人与京城人也在争论。由于户籍绑定高考，很多外地人纷纷削尖脑袋落户开封。如有考生的哥哥在京城有田产，竟然认哥为父，在户口本上，原本的兄弟关系竟成了父子关系。全国大量的考生，各种托关系走后门，有的官员递条子，有的考生送大礼等等。最终一个目的，落户开封。开封人又不干了，说外地人凭啥挤占我们的高考指标。外地人说，凭啥你们京城人就高人一等，指标那么多。开封人说，我天子脚下我牛逼。外地人说，京城是全国人的京城。
其实这种争吵不独宋代，在其它各朝代都有，只不过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户籍更为自由，按理说矛盾更易调和，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此可见，这的确是个千古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