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胤禛继承皇位
胤禛如何继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悬案，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看法截然对立。篡位派坚持认为，康熙属意其第十四子胤禵，后来被胤禛篡夺。无奈根据汉文还是满文材料，都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据。冯尔康是坚持合法继承说的代表学者，他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分析，论述公道不带偏见。笔者认为，坚持篡夺说的依据不可靠，都是猜测。例如说胤禛继位年龄偏大，已经走向老年，所以强行灌参汤毒死康熙帝;胤禛害怕亡灵，不敢与父亲同葬，清算多位太监(如某位老学者说如果没篡位，为何一登基就杀赵昌？其实赵昌没有死，自己犯罪被处分)，因为他们窥视传位真相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看法，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人死后灵魂如果不灭，难道换一个房间就找不到了？况且胤禛继位后多次去景陵拜祭父亲，在景山设有康熙帝牌位，数次行礼，又何来害怕一说。
关于雍正天下庶务归一人
《雍正传》指出，雍正在十三年的统治中，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坚持天下庶务归一人，利用完善的奏折制度了解不同方面的信息，做出准确快速的判断;他将整治官员腐败和实行养廉银制度结合，使官员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敢以身试法，吏治比较清明，而且一直延续到乾隆朝中期左右。他朝乾夕惕，拼命工作，几乎将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处理政务上，堪称工作模范，在其批阅奏折中经常有“灯下所批，字迹可笑之极”、“时夜陋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等。朱批是雍正勤政最好的记录，他多年坚持不懈怠，雍正八年大病一场后，朱批奏折数量有所减少，但仍然不乏励精图治的精神。当然笔者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最高统治者事无巨细的工作，亲力亲为，未必是正确的管理方法，但因为受制于当时制度和执政的理念，只能这样运作。
关于雍正执政时期存在的朋党之争
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也存在问题。从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终究不是善政，许多弊政无法割除。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认为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鄂尔泰在地方上功绩日益卓著，入职军机处后，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导致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却出现朋党萌芽，这是历史对他的嘲弄。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内廷太监，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疾走过去。同年八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无奈执政后期，太监仍出现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与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一次苏培盛吃饭，见皇子弘历、弘昼到来，竟邀请他们并坐而食。以上两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无论多么严密，如何事无巨细，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本书在史料上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印的雍正朝朱批奏折使用不多，这些是最原始的档案文献原件。而对隆科多能否成为托孤忠臣，可以武力压制皇子，隔离康熙，杨启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说驳难》开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确否定了这种判断，可惜本书没有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以上两点是稍许的遗憾。当然从一部学术传记角度看，本书基本完成了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任务，即“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