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七年不仅仅是突厥再乱，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也降至冰点，到了战争边缘。十七年，隋文帝杨坚下诏切责高丽王，“明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高丽与突厥同年与隋朝走向冲突，当不是偶然，突厥与高丽之间的关系，虽史无明言，但《隋书·突厥传》的一条史料或许可为此提供些许信息，“先是高丽私通史启民所”，此事虽记于大业三年，但两国之间的交通应不是突然产生，笔者推测开皇十七年之际，高丽与隋的冲突当时东北亚局势的联动反应。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征伐高丽开启了此后数度东征之局，当此之时，山东人士对此事的态度值得深思。
“会议伐辽东，(高)熲固谏不可”，此系于“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潛有废立之意”下，而此前上述突厥动乱，杨坚遣高熲伐突厥，“近臣缘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伐辽东与征突厥两事与高熲相连，穿插杨勇此时为隋文帝杨坚所恶，联系刘居士引突厥南下事，更加明晰太子集团与外族有牵涉。此外“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刘)炫独以辽东不可伐”，前面已经论及刘炫与杨勇的暧昧关系，而杨勇深为旧齐之地人物文化所陶染，笔者推测，高熲刘炫之不愿征伐辽东，二人作为杨勇的支持者，又都是山东人士，这应就是杨勇政治态度的反应。前面已经提及杨勇与突厥之间的暧昧关系，紧接着发生的隋朝与高丽的冲突之下，支持杨勇的山东人士出面反对，是否也暗示着杨勇、山东与高丽的某种牵连？笔者推测其间存在可能。
墓主韩暨父韩详在北魏末年的动乱中被高丽掳至辽东，韩暨应该也在被掳之人之中，从墓志可以看出，高丽一方对韩详极为优待，授官任职，虽然没有就职，但韩家父子在高丽的这段时间，应该对高丽有了很深的了解，建立起某种关系可想而知。
随后韩详率众五百余户归齐，可见在高丽的汉人为数不少，归齐后韩暨颇为北齐当朝看重，墓志中出现的崔季舒和斛律金都是高欢的心腹重臣，韩暨出仕极有可能进入了北齐的核心圈，处理北齐与东北亚之间的交往。而他入隋之后在开皇初期的任职也都是与此相关，前面我们已经论述到，太子杨勇在开皇初曾两度出镇山东旧齐之地，对山东人士大相接引，山东人士对杨勇也颇为倾心，像韩暨这样一个可以进入北齐高层的名士，自然也不会为杨勇忽略，墓志虽为明言，但笔者推测，“衣缨世载，蝉冠相习，毗赞六条，儒宗王邑”的韩暨和同样来自河北的当代儒宗刘炫、刘焯一样，也应该进入了太子杨勇的征召之列。
且韩暨既以善抚东夷，对东北事务极为熟悉而著称，盖因其早年随父入高丽而为高丽一方所重有莫大关系。韩氏归齐之时所率五百余户中，像韩暨这样的人物应该也不在少数，那么除去这归齐五百余户，是否仍有被留在高丽的山东之人便可想见了，此外高熲作为开皇重臣，其族属也颇值得怀疑，“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高熲自言渤海高氏，其并非山东高门可知，而从其祖曾没于辽左一语来看，辽左乃高丽之地，疑其出自高丽高氏。如此一来，笔者臆测山东旧齐之地通过这样一条纽带与以高丽为代表的东北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与山东相得的杨勇便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势力延伸至东北亚。
那么杨勇与高熲、刘炫之不愿征伐高丽的态度或可从中得以解释。而其与高丽之间的暧昧与携突厥以自重便如出一辙。这一点从韩暨墓志似亦可证，上引录文中提到，开皇十年，韩暨被从东北敕追入朝，理由是其久在边疆，劳苦功高，命入朝将养。开皇十年正是隋朝南平陈之际，据考，隋文帝与杨勇的矛盾渐显正是在开皇十年左右。而也正当此之际，隋丽关系出现了某种破裂，“开皇初，频遣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在十年之前，隋丽关系尚属和谐，其中应有韩暨这类人物从中调和之功。但正当双方关系恶化之时，韩暨却被调回中央，令人颇为不解。若将隋文帝与杨勇的矛盾置于这条线上，或可得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