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用人的两条原则
蒋介石一生善于搞特务活动，同时，他控制手下特工的办法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还是拖到1945年3月才公布。尽管如此，两人又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戴笠可谓是精细入微，揣摩到家。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一年下来，一般都能装满10只公文箱，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戴笠早摸透了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素知蒋介石用人行事十分注意仪表和风度，每次去见蒋介石时，他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
蒋介石对部下最忌讳两点：一是结党营私，自成体系;二是贪污。这方面，戴笠都能把握到位，表面上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以免招来蒋介石的猜疑。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沽名钓誉。
蒋介石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黄埔出身;二看是什么人保荐。在军统的人事安排上，戴笠谨遵这两条原则，重要职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黄埔生把持。凡向蒋介石推荐的人员，非浙江人或黄埔生不荐。
他素知蒋介石独断专行，常有让下属防不胜防的地方。在核定计划、回答问题时，戴笠必须准备两三套方案。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所以，戴笠每次向蒋介石献计呈策时，很少有不被采纳的。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明白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戴笠每次挨打时，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对人对事，蒋介石都按亲疏远近有一本细账，对此，戴笠极尽揣摩迎合，十分准确。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在西庙游玩时，蒋介石不发一言，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事后向挚友戴笠讨教。戴笠说，蒋介石是想在那建一幢别墅，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想让亲信们心领神会。一年后，再次来到西安的蒋介石，被胡宗南特地安排到西庙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果然格外高兴，对胡宗南恩宠有加，还把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五招对付“老头子”
对于蒋介石的防范，戴笠也知道，目前时机尚不成熟，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抚平“老头子”的疑忌心理。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与蒋介石及各方关系上，戴笠使出了“五招”。第一招是表忠心，以期让蒋介石减轻对自己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在当年10月蒋介石到兰州和西安考察期间，戴笠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时的安全保卫，亲自核定每个警卫步骤，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一时间，西安市区布置得像“铁桶”一般。蒋介石对戴笠的忠心，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招是拉靠山。戴笠清楚，在蒋介石周围的权臣亲贵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敢说话的，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费尽心机地巴结。1940年夏天，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长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戴笠和宋子文的电讯往返不断。1941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加强对美外交，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子文为提高身价并不急于赴任，仍滞留美国。1942年，戴笠给宋子文发电，力陈上任的利害关系，催他回国。针对宋子文在上海曾经差点被人暗杀过的经历，戴笠亲自安排了警卫工作，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蒋介石。宋子文极为感激，久而久之，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西安事变”以后，戴笠留给宋美龄的印象也不坏，他抓住机会大献殷勤，运用各方面关系，增强了宋美龄对自己的好感。
第三招是找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在将介石心目中，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戴笠与胡宗南本是至交，现在又想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抱成一团。每逢重大政治问题，便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
第四招是谋军权。戴笠清楚，特务工作的权力大名声恶，将来很容易被蒋介石当替罪羊铲除掉。只有尽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在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戴笠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交好，最终得到美方的青睐，梅乐斯甚至在蒋介石面前，推荐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第五招是搞架空。唐纵受蒋介石安置兼军统的帮办，戴笠不好拒绝，但他采取后发制人，抬高唐纵的冤家对头毛人凤的地位，用来抵制唐纵。被架空的唐纵，虽是帮办，也是帮而不能办。
蒋介石接到唐纵的密报后，深感戴笠不好对付，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决定立刻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提出，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人组成，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这五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吸收胡宗南进入五人小组，是蒋介石的险恶一招，表面上看，胡宗南和戴笠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尽管其中有着感情成分，但还是相互利用。以胡宗南的为人，在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胡宗南绝对不会舍本逐末。胡宗南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蒋介石还可以利用他和戴笠无话不说、无机密不谈的便利条件，随时得到关于戴笠的密报。
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也显示出蒋介石的奸滑之处。
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始终还是没有跳出蒋介石的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