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1840-1903），清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师事曾国藩，又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曾、李奏议，多出其手。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是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治学和教育事业上，对中西文学采取兼蓄并用的态度，主张讲洋务，搞教育救国。总结集为《桐城吴先生全书》。
少年登科入曾府
“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这副古意盎然、文气十足而又分明透着现代气息和科学精神的对联是吴汝纶先生创办桐城学堂时拟的，如今就镌在桐城中学的大门两侧。桐城中学的前身便是桐城学堂，它的创始人就是被誉为“晚清著名学者和杰出教育家”的吴汝纶先生。
在曾国藩府中四年，吴汝纶更加精进，除了帮助曾氏处理日常公务外，还常与张裕钊、黎庶昌等人谈文论史，切磋技艺，一时文思泉涌，著述不断，笔涉经史子集，包罗万象，令曾国藩看了都“咋舌自失，谓尽平生所未知”。
弃官从教远离政治
然而，毕竟桐城派已流布了200余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新兴的资本主义思潮开始冲击古老的中国文化，吴汝纶在沉思，如何才能找出一条救国之路。同治九年，曾国藩回南，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又将吴汝纶留在自己帐下。
转年，他出任直隶深州知州，后转任冀州。在深州任上，他大办教育，常常亲往深州书院为学生授课，使“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在冀州，他引水开渠，利农桑，便商旅。他还大力整顿治安，清理狱讼。一步一步实现着他富国安民的政治理想。
在莲池书院，吴汝纶的名人效应显露无遗，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求学问教，就连日本的中岛截之、野田多内等人也远涉重洋，前往保定拜师受业。他在书院中首创东、西两学堂，聘英国、日本教师授课，引导学生学习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科学知识。
在与外国学人的切磋交流中，他深切地认识到科教兴国的重要性，“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古老的“四书五经”已不再是治世法宝，靠“八股时文”也不能取尽天下有识之士。忧患之后的沉思，沉思之后的觉醒。他一再撰文呼吁：“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
“今方开倡西学，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学堂之中，要尽量减少中学课程，增加西学课程，西学除博物、理化、算术、政治、法律以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
东渡日本办新学
在主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他与留英归来的严复结成了好友，欣然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作序，以扩大严氏译著在国内的影响。《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观点深深震撼了当时的社会，洋务救国，维新图强，一时成了国人的共识。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了。吴汝纶再次感到深切的悲哀和失望。
光绪二十八年，已逾六旬的吴汝纶决定南归终养，吏部尚书张百熙却登门拜访，请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京卿衔，吴汝纶欲辞不就，张百熙甚至于跪地相求。无奈之下，吴汝纶暂时接受了任命，但并未去京师大学堂任职视事。
在家乡，他真正开始实践他的办学思路。他撰写了一系列办学宗旨：“全国各省、府、县都要分立大、中、小学堂”，“一县不可止立一学，各乡皆须立学”，“学堂愈多，愈能收效，不宜化多为少”，“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先立师范学堂，取成学之士，延外国教习”……
桐城中学堂就是他的实验田，除了延聘当地名流出任堂长、教员外，他还从日本请来了早川新次等为外籍教师。并亲笔撰写了那幅著名的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披为“勉成国器”。
最初的桐城学堂是借安庆武备学堂为校舍，二年后迁回桐城，改名为桐城县公立中学堂。学堂办成了，然而忧患之中，吴先生却积劳成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春正月阖然长逝。其后不久，新文化运动发起，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页教科书。
“合东西国学问精粹”，这是一个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吐故纳新，自觉接受外来文化的最好例证。百年之后的中国，吴先生当年“普国人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的全民教育思想已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