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政策是汉匈双方在彼此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的，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和亲在西汉初客观上给人们带来的了稳定，有利于人们建设和谐的家园，有利于休养生息政策的顺利实施;汉匈和亲给双方人们带来了的建设家园的平和局面。
和亲缓和了矛盾，稳定了局势。西汉初期的和亲都是为达到该目的而进行的，和亲政策缓和了尖锐的民族矛盾，也使中央王朝扩大了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疆域。其间，汉屈辱和亲，也同样收到明显的效果。双方虽有矛盾冲突，但双方关系基本上是和好的，汉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得到大大的缓解。汉匈两族所订立的“和亲之约”，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匈奴的南侵。每次和亲总换得了短暂的和平。
事实上，从高帝始结和亲到武帝即位，汉匈双方六十多年里并没有打过大仗。这不能不说是和亲政策所起的客观积极作用。据葛亮推测：汉匈订立的盟约为“和亲之约”，其中含有“和”字，“和”者，非怨也，非战也。就这个意义说，“和亲之约”为非战之约。再则高帝挑选缔结和约的代表是刘敬，刘敬是当时汉臣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高帝起用反战主和派为订约代表，可以推想，他当是希望缔结一个排除战争的和约。和亲之约的执行，使西汉王朝与匈奴关系和好，边疆狼烟遂熄，汉匈两大军事集团进入了令人追忆的蜜月期。百待俱兴的西汉得以腾出手来剪除异性诸侯，完善中央集权，为巩固新生的西汉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有利于西汉开拓疆域。
中央王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一方面固其边疆。双方在和亲政策中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民归单于管理，南面“冠带之室”由汉帝统治。使汉匈疆域得以明确，起到了划疆立界的安边功能。这使西汉的北边疆土之民得以安定作业。西汉则可在边疆“盛兵以畜力，积粟已固军”。以长城作界及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以避免匈奴的骑兵大规模入侵。另一方面，也为威逼四方，开拓疆土。中央王朝意欲通过和亲政策，使少数民族最实力的人物“长是汉家亲”，终将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下。“亦既生子，则我外孙”，“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由此，遂由和亲保证边疆的长治久安。并在和平的环境用“厚币以奉之”。在匈奴政权中培植己方势力，最终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纳其民，扩其域”。这也有利于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以固内。
和亲促进了汉匈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和亲政策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可视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根源于经济。和亲当然也就必须以经济为后盾并服务于经济。和亲的执行，中央王朝都要随赠大量的财物，如金银、棉帛、铜铁、工具等，并且年年不断。不仅种类增多，包括大多数日常用品。同时，公主陪嫁财物无数，有大量丝织品、金银、铜铁器等。随嫁奴仆众，各类能工巧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业、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岁贡匈奴絮、缯、朱、食各有数”。
另外，不但赐与财物，还互设关市，也称互市。“通关市饶给之”。明代杨继盛认为：“互市者，和亲之别称也”。可见，互市也是和亲的题中之意。从互市的经济贸易之中，中原地区获得大量民族特产，如马匹、中药材、宝石之类。为中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互市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影响尤为重大。少数民族从互市及赐赠中获得大量的财物。有的流入生活或生产领域，为各民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巨额财富，提高了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缩小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差异。总之，这些财富与工具的输入，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匈奴对汉的依赖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
就西汉政权来说，和亲使其北边的疆土安定下来。使西汉统治者得以致力于发展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使其“少者得其长，老者安其处”。所以汉朝至孝惠、高后之间，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到汉武帝即位之初的七十余年里，便出现了“民务嫁穑、衣食滋殖、海内殷富”的盛世景象。“文景之治”的局面之所以出现，除了汉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外，与匈奴实现和亲是极其相关的。
和亲政策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和亲公主外嫁边疆，往往带去了大量财富，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文化书籍、先进技术、中原文化等如音乐、诗歌、绘画等。这些都是以参加和亲的随嫁人员为载体的。在和亲公主出嫁后，中央政府照例每年都会赠送财物，派遣大批使者工匠、艺人进入和亲对方统治的区域。借此，以求达到威播四夷的目的。这大大促进了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
每次和亲除“公主”外，必有随行人员与“公主”一起入匈。见于史籍记载的只有文帝时宦者中行说不愿傅公主和亲于匈奴，而汉则强之。至于每次和亲的随行人员究竟有多少，史籍缺乏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只能从西汉与其他民族和亲的有关记载来推测。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元封年间，两汉王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下嫁乌孙国王为夫人，当时汉武帝“赐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数百人，赠送甚盛”。其后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乌孙国王再次请求公主和亲。汉宣帝以解忧公主弟子相夫为公主，为其“置官属侍御百余人”，后因故未能成行。由此可见，每次和亲，公主的随行人员，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那么西汉一朝通过和亲而入匈奴之人至少当在千儿百人以上。
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毋以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用口头报告单于)，无文书簿领(无文簿、记录之类)”。那么匈奴单于屡次写给吕后和皇帝的文书，当出自入匈奴之汉人手笔。而作为和亲而入匈奴之汉人则最容易被匈奴单于所重用。这居中犹以中行说为典型。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说，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可以推断，两汉时期入匈奴之汉人确实教授匈奴人学习并使用汉字。加之和亲公主带去的大量文化书籍，促进了匈奴民族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历代和亲政策的双方，主观上皆只注重和强调政治方面的影响。视其为一种保持和加强政治盟约的一种有效形式，也就是是说，视其为工具，而忽略了经济、文化方面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种主观上的忽略，是决不会被历史的客观所忽略的。和亲促进了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间的和好。“这就成了促进民族融合，共同创造先进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最有效的催化剂”。
西汉初期和亲政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汉初的和亲是在汉朝与匈奴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刘邦鉴于当时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拥有的经济实力，权衡利弊，较其轻重缓急，而选择了合乎时宜的道路，和亲匈奴。以平息战争，让人民修养息，发展中原经济，以充实西汉的国力。“用和亲之法，缓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消磨民族间的隔阂，解决民族间的矛盾，是刘邦君臣的首创”。后来，一直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首领沿用不息，逐渐成为我国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较为常用的政策。出现了如王昭君、文成公主等民族间友好的使者，成为汉与少数民族和平友好的象征。
西汉后期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见汉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与汉朝进一步亲近。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配他为阏氏。于是，王嫱带着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使命出塞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君出塞”。至此，呼韩邪单于与汉的和亲正式建立。
呼韩邪单于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汉、匈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主动与汉和亲，对和亲的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匈双方对这次和亲都高度重视，评价极高。为此元帝破例将建昭六年改为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也高度评价昭君为“宁胡阏氏”。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包头附近发掘出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瓦当残片，也充分说明汉匈双方友好的关系得到了升华。以至边境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繁荣景象，并延至成、哀，达七十余年。而昭君和亲的贡献也成为了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影响深远。
“这次和亲开创了我国北部政权受西汉中央政权领导的先河”。中原先进的政治从而直接影响塞北，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7]此次和亲播下了汉匈和平友好的种子，促进了民族与融合，为后来汉匈长期的和平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和亲已经开始演变为中原王朝羁縻政策的方式之一，并被后来的王朝广泛的采用。
和亲政策缓和民族矛盾、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并以长久之计、丰厚财物来同化、融合少数民族，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不失为一条缓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