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俘虏的历史 自古至今，对于战争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命运无非有三种，即胜利凯旋者、战死者和被俘者。对于战争的胜利者而言，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幸福与荣耀的到来；对于战争的阵亡者而言，胜负已经没有意义，他们的一切其实早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刻就已经融为战争的一部分；但对于那些战争中的俘虏而言，战斗的结束也许标志着苦难的开始，从他们在战场上被迫放下武器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就被画上了人生的另一种符号——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也不是荣耀，而是无休止的肉体折磨和精神屈辱，甚至是比阵亡更为悲惨的死亡。战俘的种种境遇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面。自从有战争以来，战俘的血泪历史就没有结束过。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大规模的残杀俘虏的事件主要有四次：
第一是秦将白起在长平“坑赵卒四十万”，
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不休，出现了战国七雄争衡天下的混乱局面。其中地处关中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成为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国的国势强大起来之后，就开始进攻自己的邻国，对外扩张。公元前269年，秦派大将胡阳率精兵数万越韩境上党进攻赵国的阏与，反被赵奢所统领的赵军精锐突骑所击败。公元前268年起，秦国首先出兵攻打魏国，迫使魏国归附了秦国。接着秦国又出兵攻打韩国，韩桓惠王闻讯异常恐惧，派使者入秦向秦国请和，表示愿意割让上党郡给秦国。但是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却不愿意献地入秦，拒绝执行王命，为了促成韩、赵两国联合抗秦，他想将上党十七县献与赵国。赵国统治集团内部，关于是否受地问题发生分歧，以平阳君赵豹为首的主和派认为冯亭献上党是引秦赵相争的嫁祸之计，不可受地。以平原君赵胜为首的强硬派认为不战得上党十七县，控山西形胜之地机不可失，赵应迅速接收上党以防被秦国占先。赵孝成王采纳平原君之议，派兵接收上党。赵国虎口夺食置秦国霸权于不顾，深深激怒了强秦。悲壮惨烈的秦赵长平大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帷幕。赵王贪利受地，引起了秦国的极大愤怒。公元前261年初，秦国进行全国总动员，发倾国之师攻赵。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宜阳攻韩国堠氏以防韩魏援赵，用以掩护大军侧翼。
秦军主力由左庶长王乾率领出安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上党。由于实力悬殊，上党陷落，韩赵上党军民退守赵境长平。秦军主力迅速向长平推进。赵国见情况危急，紧急征发大军由老将廉颇统率星夜驰援长平。秦赵两国重兵集团之间的历史性大决战，由此展开。长平之战，战争规模空前。秦国是当时军事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军有奋击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赵国有带甲之士六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秦赵双方总共投入百万以上的军队。到公元前260年春，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赵军副将统率的前锋部队，在长平以南与秦军激战，全军覆没。赵军几次出战都以战败结束。鉴于这种情况，老将廉颇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决心转攻为守，率赵军主力四十五万退守长平以北，成囤居之势，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坚守，避不出战。廉颇的这一手段起了作用，秦军的进攻势头被抑制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决。在赵国边境相持，赵军给养充足，而秦军则是劳师远征，长久相持则大大的不利。四月至七月，王乾率秦军猛攻赵军营垒。双方激烈交战，秦赵两军均损失惨重。赵军前后六名尉官阵亡，丢失了两处要地，至七月，赵军西营垒被秦军攻占。在数战不利的形势下，赵军凭借地形，继续坚垒不战。秦军在之前的攻坚战中，死伤大半，攻势也逐渐减弱。双方在战场上，逐渐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打破这种不利的局面，秦国实施了离间计，派人携带重金前往赵国的都城邯郸，收买赵王左右的权臣，离间赵王与廉颇之间的关系。这些权臣在收受了秦国的贿赂之后，开始四处散布流言：说廉颇固守防御，只守不攻，是因为要讨好秦军，以寻机投降秦国。秦军最害怕的不是廉颇，而是赵国的大将赵括。糊涂透顶的赵王本来就认为廉颇怯战，听到这些流言之后，改变了主意，将廉颇从前线调回，任命赵括接替廉颇做了赵军的统帅。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只知道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没有实战经验。他到了长平后，马上改变廉颇的只守不攻、以逸待劳的战略防御方针，积极筹划战略进攻，企图一举而胜，夺回上党，好向赵王邀功。秦王见离间计得逞，立即任命骁勇善战的大将白起代替王乾出任秦军统帅。为了避免引起赵军的警惕，秦王命军中对此严守秘密。白起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鲁莽轻敌的弱点，采取后退诱敌、围困聚歼的作战方针，对兵力作了周密的部署。 赵军大将战死，丧失统帅，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无望，在绝望之中，军心崩溃，四十万赵军在万般无奈之下，集体放下武器向秦军投降。赵军投降秦国之后，由于人数实在太多，秦将白起怕投降的赵军日后一旦反叛难以镇压，便心生杀机。除了让其中年少体弱的240人回到赵国以外，其余的40万赵卒全部被坑杀于长平之外。40万个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消逝，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幕。但是，悲惨的历史并没有因为这40万生灵的鲜血而停下固执的脚步，仅仅几十年之后，同样的惨剧又上演了。
第二是楚霸王项羽坑投降秦军二十万。
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万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在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又打败项梁领导的反秦武装，攻破邯郸。赵王歇和张耳也被秦将王离率领的20万秦军围困于巨鹿。同时秦将章邯也率军20万屯于巨鹿南数里的棘原，修筑甬道为围城的秦军输送粮草。赵将陈余率军数万屯于巨鹿之北，但由于兵力悬殊，不敢前往救援。为解救巨鹿之围，楚怀王派出两路兵马，一路军队前往巨鹿解赵国之围，以宋义为主帅，项羽为副帅，另一支军队进攻关中，以刘邦为主帅，并许诺说谁先攻下关中，就封谁为关中王。项羽进攻秦军之前，虽已有十几路诸侯军抵达巨鹿前来救援，但都慑于秦军威力，只是屯兵于外围，不敢出战。当楚军进攻秦军的时候，各路诸侯军仍闭门不出，各个将领只是从营垒上观望。项羽率领全部楚军渡过河水，下令全军破釜沉舟，每人携带三日口粮，以示决一死战之心。楚军以一当十，奋勇死战，九战九捷，大败章邯军，齐、燕等各路援军亦冲出营垒助战，俘王离，杀其副将，解巨鹿之围。后来，项羽日夜兼程渡三户津(古漳水渡口，今河北滋县西南)，断秦军归路，大败秦军。章邯进退无路，率军20万请降。秦军主力遂告覆灭。但不久之后，项羽担心秦朝降军生变，便把20万的降兵活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屠杀俘虏的事件。
第三是唐朝名将薛仁贵活埋铁勒军十三万。
薛仁贵活埋铁勒军十三万 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屠杀俘虏的事件发生在唐朝时期，即薛仁贵活埋铁勒军的事件。薛仁贵（公元614年～683年）名礼，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天生神力，勇武过人。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薛仁贵成为张士贵的部下。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唐军到了安地，一位郎将被高丽军队团团围住，情势危急，薛仁贵飞马上前，立斩敌将，将人头悬挂于马鞍上，一举震慑敌军。唐军四面合围，势不可挡，高丽军队溃散奔逃，折兵2万。唐太宗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让他守卫玄武门。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薛仁贵与梁建方、契苾何力一道，与高丽军队激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薛仁贵一马当先，箭无虚发，敌人无不应弦而倒，在随后的石城之战中，一位高丽神箭手连杀唐军十余人，薛仁贵怒发冲冠，一人一骑，风驰电掣，扑向神箭手，立马将敌人生擒，吓呆了的敌人竟来不及拉开弓弦。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契丹阿仆固联合奚族共同反唐，薛仁贵和辛文陵在黑山大败契丹，活捉了阿仆固及一干首领，将他们押到东都。龙朔元年（公元661年），铁勒酋长比粟毒伙同其他部落起兵犯境，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出兵讨伐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当时铁勒九姓拥兵十几万，凭借天山之地利，企图与大唐雄师一决胜负。他们派出数十位骁勇骑士出马挑战，眨眼间，就被薛仁贵三箭射死三人，胆寒之下，铁勒人下马投降，放弃了抵抗。为了消除后患，薛仁贵命令部下将13万已经投降的铁勒人就地坑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铁勒人害怕了，拼命逃窜，薛仁贵追击到漠北，擒获了叶护三兄弟。铁勒九姓衰落了，薛仁贵成了天上下凡的杀星，大唐敌人眼中的凶神恶煞。
第四是拓跋珪活埋投降燕兵五万。
拓跋珪活埋投降五万燕兵 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屠杀俘虏的事件发生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期，拓跋珪率兵攻燕时，近五万燕军兵败被俘。魏王拓跋珪挑选了有才的燕臣后，想对被俘的四五万燕军派发衣粮遗还。中部大人王建劝道：“燕国强大，现倾国而来攻打我们，我们侥幸大胜，不如都把这些人活埋掉，燕国就空虚易取了。”拓跋珪听此言有理，就把近五万燕兵全部活埋。这个数字为中国历史上活埋敌军的第四名。古语云“杀降不祥”，历史上的这些杀降者的下场都不是很好，白起最后被秦王迫逼自刎，项羽自杀于垓下，道武帝拓跋珪被儿子杀死，唯独薛仁贵于七十之年善终。时至近代，战俘们的命运才开始有所改变，后来通过的《日内瓦公约》，其中还专门规定了一些旨在保护战俘的条文。《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享受多方面的权利和待遇，其要点如下：冲突各方对战俘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任何原因或标准进行歧视，不得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其拘押于生命安全缺乏保障的地带；不得作为人质；不得损害其个人尊严（包括受到恫吓或被观众好奇地烦扰），特别是不能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受到集体惩罚；冲突停止后不得拖延将其释放；等等。该公约被认为是国际主义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的权威法律文件。但条约永远只是写在纸上的，现实中的战俘处境依然远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