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秦代齐郡黄县(今龙口市)人，中国早期伟大的航海家和中、日、韩、交往的先驱者。徐福，字君房，是秦朝著名方士、曾担任秦始皇的御医，出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
徐福的事迹，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从以上记载看，在二千多年以前的秦代，徐福率领由数千人组成的船队远航海外，无疑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上，也是一个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事件。徐福率几千人东渡海外，是他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的一个举动，徐福之所以要远赴海外求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徐福作为一个方士，对秦朝当时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满秦的暴政，想寻找一个躲避暴政的世个桃源。他自幼生活在山东沿海地区，对山东半岛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了如指掌，又亲眼目睹了沿海地区人民远走海外的事实，了解到秦始皇追求长生不死的心理，几经运筹，精心准备，在得到秦始皇批准的有利条件下，打着官方旗号，组织起一个能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数千人庞大集团和准备了丰厚的物资，然后毅然扬帆东渡，进行了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海外大移民。徐福及其率领走向海外的移民集团最终去了什么地方？由于当时信息不通以及历史、地理知识的所限，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只是称其在海外发展了“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晋宋时期成书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则称其去了夷洲和澶洲。
夷洲和澶洲究竟是什么地方？史籍也无明确结论。《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会稽海外有东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
这段话虽然也未明确指明徐福一行到了日本列岛，但是却将它放在《东夷列传》中的《倭国传》之后;再者浙江沿海以东当时有二十多个以上小国的地方，也只能是日本列岛。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徐福故里和徐福集团东渡之事件，从考古学、历史学、航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徐福集团东渡日本之事已经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普遍认可的事实，徐福的形象在后人心目中也逐渐清晰起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徐福当年率大批移民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向海外的一次大规模传播，对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社会正是在徐福东渡以后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徐福应是当之无愧的中、日、韩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第一使者。直到今天，徐福仍是中、日、韩人民友好交往的一面旗帜。
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这是诸谜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有学者认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国。日本还保存有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但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因为韩国也有有关三神山和徐福东渡的传说和曾活动的遗迹。此外，还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更有说到了美洲的。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在近现代，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陶亚民先生首先发表了《徐福事考》一文，王辑五先生把研究徐福与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当时一些著名史学家，如汪向荣、卫挺生等，也参与了这一研究。1981年，汪向荣先生再论“徐福东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而且一改其年轻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记载了“方士们的不真实的宣传”，认为“徐福是实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计划的海外移民。”他还指出：若对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古代史发展过程进行认真观察、探讨的话，也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传说。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绩。一些中国有影响的史学元老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颇感兴趣。如复旦大学的吴杰教授、辽宁大学的孟宪仁
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著论述。另外像台湾的彭双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由于《史记》对徐福求仙事的记载“语焉不详”，使得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一宗千古疑案，史学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烫手的山芋。近些年来，虽然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等多角度来佐证这一历史事件，但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要说认同，只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二是确实下过海。至于其出身在何处，在哪儿出海，出过几次海，东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一切还都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有些史学家就提出，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徐福与日本的关系，容易陷入空论与臆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