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馆藏清初历史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鹿角椅。此椅的成造时间，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了，为有清以来第二个开国皇帝，清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极的御用之物。
那么，清初帝王的座椅为何要做成这样的款式？我们可以从这个马上得天下的皇族的狩猎习俗说起。
鹿角椅兼备防护作用
鹿角椅，顾名思义，就是用鹿角制成的座椅。鹿角，在中国古代军营中曾作为一种防御设备。因此，皇太极乘坐的鹿角椅，既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艺品，又兼备防护作用的实用价值。
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师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态，巧妙地将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而鹿角外展的四个支叉作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两扶手。另在后靠正面和两侧各增加一个木靠背和两根支柱，以支撑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个尖状的角枝，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围护在座椅的周围。
皇太极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着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是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东巡盛京，拜谒祖宗山陵之后，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后，不禁诗兴大发，遂赋诗抒怀，其诗曰：“弯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质古，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落款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下方为乾隆连珠方印一枚。字为阴刻，工整秀丽，颇似乾隆皇帝的书体风格。所刻诗句均有贴金，显得辉煌夺目古朴明朗。
满族的狩猎习俗
居住在山区、河畔的满族，多以渔猎、采集为生。满族称狩猎为打围，打围分大围和小围。春、夏、秋三季打小围，猎人单独外出打猎，多猎些黄羊、山兔、山鸡等小兽。冬至之后行大围，采取集体出猎的形式。由族长率领，带上狗、海东青(猎鹰)、弓箭、扎枪、刀叉等猎具，出猎者按人数编成若干队，每队选一有经验的猎手为猎长，负责指挥。发现兽群后，猎人们按照猎长的命令，将兽群围住并高声呼喊、敲打树木，惊吓野兽，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将猎物赶到空旷易射的地带，这叫“赶杖”。待猎物们进入有效射程后，猎长一声令下，猎手们万箭齐发，通常都会射杀大量野兽。每年打大围都在冬至节后，一般20天左右出山，时间长的可达两个月。每天打一围和二三围不等，每隔三至五天要迁一回营地。所获猎物由族长平均分配，一户户堆放好，上插各户之箭，人们认箭领物。对老人多、人口多的人家额外多分些。
八旗制度建立后，围猎按旗进行，并且各旗都有固定的围猎山地，打围通常在本旗的猎山进行。《柳边纪略》载宁古塔地区满族行围：“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曰‘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围占一处，名曰‘围场’。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近相逼，名曰‘合围’。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饷亲友。”
努尔哈赤父子都是神箭手
努尔哈赤是一个神箭手。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他亲迎哈达万汗孙女阿敏为妃，在洞那个地方与东果部第一号射手纽妄肩较射，目标是百余步外的一棵柳树，纽妄肩“下马挽弓射五矢，止中三矢，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连发五矢皆中，而且“五矢攒于一处，相去不过五寸”。努尔哈赤对箭法很有研究，曾教导众人要使用“小而软”的弓，体力强壮者便能射中目标。
皇太极因从小就经常练习，箭法也很高明，有一次征伐蒙古察哈尔，在行幄中筵宴诸蒙古贝勒，他抬头看见天空有一飞禽，执弓一箭而下，众蒙古贝勒都赞叹不已。
皇太极继位之后，经常在皇宫内外举行步射和骑射比赛：天聪九年(1635)五月，皇太极在大政殿接见出征黑龙江虎尔哈部落诸臣和归降的头人。由于军事行动顺利，投附者达两千人，皇太极十分高兴，命归降军士较射;崇德元年(1636)上尊号礼成，皇太极命人在盛京城南的祭坛前“树鹄”，命善射者射之，“射毕，列仪仗作乐还宫”;崇德二年(1637)八月，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诸事顺遂，皇太极亲率两黄旗护军在演武场上骑马“较射，赐大宴”，又命“六旗诸王、贝勒、贝子等各率本旗护军较射”;崇德二年(1637)八月癸丑，皇太极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于辰刻出怀远门至演武场较射”。
围猎活动实是练兵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八旗贵族的财富迅速增加，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风气有所滋生。皇太极曾教训贝勒阿巴泰：你总是说手疼，似觉不耐劳苦。岂不知人身血脉，劳则无滞，你等惟图家居安乐，身不涉郊原，手不习弓矢，忽然行动，如何不痛苦？若是能努力奋勉，每日坚持骑射，何痛之有？
崇德元年(1636)七月，皇太极在贵族们集会时慨叹：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说妻子有病，或说家中有事，多是托词。不思勇往奋发，而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国势能无衰乎？
围猎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猎取生活资料。天聪六年(1632)五月，后金军队在从盛京到归化城、远征察哈尔的途中，在宣府塞外时已经绝粮断炊，于是皇太极决定行围。“(五月)丙辰，左右两翼兵于启行时，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皇太极曾一人猎杀五虎
皇太极在行围活动中，屡屡身先士卒，英勇无比。天聪二年(1628)二月，皇太极率领诸贝勒、群臣在盛京东北400里外的三洼地方行猎，皇太极射杀了五只老虎。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皇太极在札木谷行猎，其时节候严寒，随猎之人，都苦寒瑟缩，垂帽护面及耳。皇太极戴一顶窄帽，手不入袖，控纵驰射，竟然像是不知道寒冷。
汉人蒙古各官，都不禁从心底发出赞叹。天聪六年五月，皇太极在率大军出征察哈尔途中，在宣府塞外行猎，连发二矢，每矢贯穿二羊，共计射羊五十八(头)。天聪九年(1635)十一月，皇太极率诸贝勒及3000名甲士到长岭等地行猎20天，射猎野兽加之四虎，共达一百二十八(头)。他这种不畏严寒的精神和精湛的骑射技能，在满蒙汉八旗将士中起到了振奋精神、激励士气的作用。
侍卫敢和皇太极争猎物
大规模狩猎之时，彼此争夺猎物的事情时有发生，旗主贝勒与属下官兵之间也不例外。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行围时，大贝勒莽古尔泰夺取了属下的两头野兽，其仆人托特仗势强占了他人射杀的一头野猪，其幼子在他人射猎的鹿身上补射一箭，据为己有。皇太极十分愤怒，在他的严令下，莽古尔泰才不得不将猎物退还。
有了皇太极的支持，八旗军普通马甲中的勇敢者也敢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贝勒抗争。天聪十年(1636)正月二十日，贝勒阿巴泰率兵步猎，镶黄旗翁阿岱牛录下勇士额木图射伤一头老虎，老虎逃奔时被阿巴泰所杀，额木图认为老虎应归自己，负责审验的“质验官”却逢迎贝勒，将死虎断给阿巴泰。额木图不服，一直告到兵部，兵部官员将老虎判给了额木图，并将阿巴泰和其他有关联的七名八旗官员治罪。
正因为皇太极“各取所得”的原则，有的侍卫竟斗胆和皇太极争起猎物来。崇德四年(1639)十月八日，皇太极率诸福晋至东哈达路围猎，侍卫巴哈射伤的鹿负箭逃走，巴哈却一口咬定皇太极所猎之鹿为自己所射。在皇太极拿出证据后仍相争不已。皇太极不禁大怒，亲自率领大家到射鹿现场验视，大家一致认为巴哈为无理取闹。诸王、贝勒将巴哈囚于城门，奏请诛杀。皇太极却令免死释罪。
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八旗军每年都要行围狩猎。这首先提高了八旗军的军事素质和实战能力。八旗兵个个骁勇，但两军对垒要求队伍整齐，进退有序，因此在行围中，皇太极要求纪律严明，服从指挥。同时对队伍的作战能力，起到了锻炼的作用。行围时左、右两翼迂回包抄的大规模骑兵运动，成为清军实战的主要战术。其次，皇太极的行围，对清入关后历届帝王有示范的作用。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曾多次在京东的热河、遵化一带行围;福临在位时，曾于顺治四年(1647)、顺治八年(1651)、顺治十年(1653)多次在张家口、古北口塞外、遵化、北京南苑行围;玄烨曾于康熙四年至康熙十五年(1665-1676)到南苑行围23次。康熙十六年(1677)，玄烨出巡内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开始筹建木兰围场。康熙二十年(1681)正式设立木兰围场。康、乾、嘉三帝，在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681-1820)间的140年，共赴木兰围场行围达105次。嘉庆帝在《木兰记》碑文中写道：“夫逸习劳难，承平日久，渐恐陵替，守成之主，不可忘开创之艰，承家之子，岂可失祖考之志，木兰秋狝，为亿万斯年世世子孙所当遵守勿忽之常经！”可谓道出了皇帝行围习武的真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