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28日，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顾维钧等人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转交日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90年前的这个事件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外交中第一次对列强“说不”，其实，晚清政府也曾有两次顶住列强武力威胁，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例子。
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及周边地区
沙俄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1858～1864年，沙俄利用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侵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44万平方公里，但仍欲壑难填，继续向东扩张。伊犁是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中心。1864年后，中国新疆局势混乱，出现多个割据政权，中亚古国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趁机入侵新疆，占领南疆大部和北疆一部分(南北疆以天山为界)。1871年，沙俄以“代收代守”的名义，侵占了伊犁所在的伊犁平原和伊犁河上游谷地等广大地区。
1872年，清政府派出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与沙俄代表博戈斯拉夫斯基谈判收回伊犁，但俄方极为蛮横，不仅拒绝交还，还趁机提出领土和经济侵略要求。此时，从负责交涉的荣全，到主管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奕和同治皇帝，都认识到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收复伊犁。从1876年到1878年初，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阿古柏建立的侵略政权，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各地，为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
左宗棠：割地犹如投犬以骨
但沙俄仍然对交还伊犁采取拖延态度，清政府派出曾任直隶总督的崇厚为出使沙俄头等钦差全权大臣。崇厚从海路到达沙俄京城圣彼得堡。沙俄在谈判中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崇厚将其报告总理衙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表示“此必不可许之事。”但是，崇厚竟然无视总理衙门的明确指示，擅自接受沙俄要求，签订割地丧权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或《崇厚条约》)。
除李鸿章外，各地军政大员纷纷反对签约，负责督办军务的左宗棠指出，割地犹如“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不止”，只能刺激沙俄的侵略野心。朝廷应该“明谕边臣，整备以待”，“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将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
1880年1月，同治皇帝下令将崇厚革职拿问，2月又致书沙皇，宣布拒绝批准条约，并派遣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为钦差大臣出使沙俄，改订条约。同时，密令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等各地军政大员和驻防东三省、新疆及乌里雅苏台(外蒙古)的将领，加强防御，准备抵抗沙俄入侵。
沙俄果然进行武力威胁，在中俄边界西段，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和新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集结重兵，准备分三路进攻新疆。在中俄边界东段，也准备侵占东北三省。沙俄海军上将列索夫斯基指挥的数十艘军舰，也向远东开进，扬言封锁渤海，进逼北京。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带着棺材来到新疆哈密，表示为国捐躯的决心，其部下刘锦棠制订了分兵三路收复伊犁的计划。此时，沙俄刚刚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实力受损，外交孤立，战胜中国的把握并不大，因此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
曾纪泽认为，当时的中俄交涉，主要包括分界、通商和赔款三个方面，“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其他两方面可以做一些让步。沙俄表示可以多交还一些伊犁土地，但必须将其他地方割让沙俄，以作为“补偿”。沙俄外交部官员布策竟追问：“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