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一向以不动情为人称道，但黎东方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后人分析，光绪跟慈禧一样好强争胜，只是他不幸遇到了慈禧，从小就被慈禧管教，慈禧从没给过光绪好脸色。
这个苦命的皇帝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他的生活却完全不能自主。到十几岁亲政时，霸道的慈禧甚至不让他有挑选后妃的权利。以至于历史学家们数出他一生的七八处大苦，自始至终是一个孤家寡人，他只能示弱，他没有力量，没有基础。但这个受翁同和、夏同善等儒生教育过的皇帝却有着刚强的心性，有着天下苍生担荷一身的意识，因此，一遇机会，他就争取表达自己的个性。比如亲政后不久，他就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满清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体制改革。洋务运动很快取得了成效，清朝有了世界一流装备的海军。但只有少数人明白，仅仅在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领域改革无济于事，不进行政治意义的变法，中国在现代化列强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甲午海战就是最好的例证。拥有一流装备的海军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这种败于朝贡自家的蕞尔小国的经验，较之败于西方列强是更大的耻辱。
光绪本来是跟师傅翁同等清流派站在一起的主战者，经此战败，他很快明白体制滞后的恶果，“非变法不能立国”。何况作为一国之尊，权柄用起来如此不顺手。因此，当康有为等体制边缘的士子们上书，要求变法时，他很快转向变法派。
但光绪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当康有为等最初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时，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对中国政治极有经验的邓小平就说过，改革就是革命。由此可知，在光绪不能借重朝中清浊势力，只能依靠部门下层官员和边缘士子来变法时，他实际上是孤胆地实施了一场革命。
光绪绝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从他小时候写的诗中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天下、活在历史里。《马关条约》签订数天后，光绪即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痛除积弊”。
从甲午战败到变法之间，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康有为呼吁变法的声浪越来越强，并波及体制内高官，他的强学会也得到了朝廷要员文廷式、张之洞们的支持;而光绪则恶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一课。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开始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103天中，发布了变法命令110多道。中国的后生学者感慨说，在变法的短短一百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然，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变法运动很快失败，皇帝被囚，康梁等变法者或流亡国外，或喋血菜市口。一个政权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肯让步于从上至下的改革，它就只能等待历史的报复了。
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两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在侵占北京之前，光绪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使得朝廷蒙难而光荣的机会再次丧失。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三年，慈禧即以光绪的名义宣布新政，但此时清廷的任何表演已经失去了意义。随后的立宪改革更让天下臣民放弃了最后一分幻想，天下臣民，早已从子民的观念跃进到国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