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
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蒋介石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
蒋介石曾说过：“我们并不是不能和日本谈和平;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只想得到满洲，后来又说要华北，将来也许要上海，要广东的，要是日本只要求满洲，要求华北，在我的责任上是可以与日本相提携的;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限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
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
孔祥熙说得更彻底：中国人一贯把长城以北看成“末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范围并不特别关怀，只要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正式承认不可呢？
关于“赔款”问题，孔祥熙则要求日本放宽条件，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无法偿付战争“赔款”，否则将引起动乱，根本无“和平”而言。
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蒋介石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
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条件。
在日寇和蒋介石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蒋介石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蒋介石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度”，蒋介石集团是愿意妥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