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限购令”，从东汉到民国的官民，对这个“时髦词汇”，其实早已“耳熟能详”。如今的方法是限套数，目的是抑房价，而延续2000多年历史的“限购令”，采取的方法是“有条件成交”，即购房者“求田问舍，先问亲邻”，即购房者购买前，必须征得出售方的亲戚、邻居的同意，否则成交无效，其目的是限制百姓流动，以方便政府在收税、征兵、徭役等方面的管理。
然而，如此“限购”政策，对于元到清的官员，也是一种“奢侈品”，因为政府对官员采取的不是“限购”而是“禁购”，而且政策日益趋紧，说元到清的官员在购房上的政策连老百姓都不如，实在不为过！那么，从元到清的500多年来，当局为何要对官员实行史上最严厉的“禁购”呢？
元世祖忽必烈，率先出台了史上只针对官员的房产“禁购令”：即“不许当官的买房。”宋刚亡时，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官，这些领导素质低，仗着权势，对老百姓的房子强买恶要，甚至一分钱不给，激起民愤，各地纷纷起兵抗元。为抚慰江南、化解民怨，元朝当局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房产的禁令。尽管是“禁购”，但元朝对官员的限购对象，只限于在江南地区当官的蒙古人，到了明代，“禁购”令开始加码，规定“禁购”对象覆盖到全国各地的官员。即“凡有司官吏，不得于任处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也就是说，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工作地买房，如让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将你买的房子充公。
到了清初，出台了比明代更严厉的“禁购”措施，对官员购房知情不报者，实行“连坐”制度，即“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意思是：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当地官员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的旗人一起受处分。
乾隆年间，不但严禁旗人在工作地买房，还禁止旗人官员带着年满18岁以上的儿子上任。乾隆七年规定：“历来旗员后辈随任在外，年至十八岁者，例应来京。”意思是，旗人在外做官，孩子假如不到18岁，可以跟着他在工作地栖身，除有特例，若超过18岁，必须送回北京。
如此规定背后有玄机：一是旗人后辈过于蛮横，欺男霸女，妨害治安，而当地司法机关又碍于面子，不便惩处，于是滋生和谐隐患;二是担心旗人以”子女成人为由”在当地买房。对此，乾隆思来想往，索性把这帮“衙内”强留北京，如此可以“一箭双雕”！
不准官员在当地购房，那官员住哪呢？原来古代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类似现在的“机关大院”，办公住宿连为一体，但官员所住房子属国有资产，官员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须按清单归还，除少数“有立功表现”的官员由皇帝赐给住宅外，大多数官员要么返回原籍，要么自行解决。
唐玄宗登基不久，前朝宰相李日知退休，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何家之有？”宋仁宗时宰相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只好长期借居南京车院(相当于现在的驾校)，直到去世。连宰相(国务院总理)都不能占住官邸，其他退休官员也就可想而知。
从元到清，政府为何独对官员出台“禁购令”？原因实则是严防官员腐败，目的是维护自身统治。毕竟官员收贿方式花样繁多，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索性就不让他们在工作地拥有房产，于是就产生了“潜规则”：不管是谁，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就默认他是贪污，就摘他的乌纱帽，打他的屁股，没收他的房子，甚至“连坐”知情官员。
尽管政策很严厉，但元明清特别是后期，官员贪腐盛行，不少官员就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方设法在任职地买房子，使中央政策成为一张废纸;其次，即使被上级查出来，只要多给上级一点好处，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有的搞异地购房。尽管存在上述弊端，但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却一直高悬官者头上，到底会有些收敛，总比他们“可以合法、随意在自己的管辖地购房”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