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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先毫无征兆，她突然打来电话，期期艾艾好半天，才问：“闺女，陈可是不是很忙?你可得留意他的行踪啊。”
她还是叫我闺女，而我只不过叫过她一声“妈”。
认识陈可的同时，也知道了她。陈可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她来陈家做保姆。她年轻时便守寡，好容易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谁料想，女儿花一般的年纪便死于白血病。懦弱的儿子成家后，屈从于媳妇，对她不管不顾。
让陈可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竟要和她结婚。陈可坚决反对，说只要不登记，怎么着都可以。但具有戏剧性的结局是，陈可偶然在父亲的抽屉里看到了红色的结婚证，办证时间竟然早在父亲告诉他要结婚之前。
陈可和父亲有了隔阂，且固执地以为这矛盾都拜她所赐。所以，当我第一次登门认亲，陈可便提醒我：“不管她多热情，都只是个保姆而已。”
可是，当我看到她的第一眼，便有种回到家里的妥帖感觉，她目光里的慈爱让我觉得像母亲在细细打量远归的儿女。我情不自禁喊了声“妈”。这声“妈”，让她泪流满面，也让陈可大为恼火。
中间隔着陈可的阻拦，我再也没有喊她“妈”。但她毫不在意，依旧对我好。做我爱吃的饭菜，倒三趟公交送到单位的传达室。我亦会在她的生日和节日悄悄送给她一份惊喜。这种“地下活动”持续了三年，随着陈可父亲的突然病逝戛然而止。
因为经济财产的纠纷，陈可与她在法庭上有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对簿。那场官司最终以陈可的失败而告终，连同官司一起输掉的还有我和她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和情分。
后来，我生了儿子鹏程。产假期间，有一天门铃响过之后却不见人，门口的篮子里放着小孩的棉衣棉裤，还有一些滋补品。一定是她。在窗口，我看到她频频回望，步伐蹒跚。
一晃几年过去，我和她再无往来。而她的重新出现，竟是伴随着这种最有杀伤力的电话。她的好心提醒一定是经过某种认证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惶恐让我不寒而栗。
（二）
第一次盯梢，便轻易地让陈可现了原形。我突兀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看到一双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的手，还有，陈可和那女孩惊诧又慌乱的脸。
然而，更大的仓惶和失措却来自我。陈可早在一年前就为自己的背叛和出逃做了铺垫，他转移了公司的部分财产，而我却找不到任何证据。
这也罢了，陈可还要抢走儿子。儿子是我的命根子，我怎么能让儿子在那个连自己都还需要别人照顾的女孩手里受委屈?相持的结果，我用应得的那半房产换来了儿子的抚养权。
从法院出来，踉跄着回到暂时还容我寄住的家里，一头栽倒在床上。外面烈日炎炎，我却冷得发抖，一把药含着眼泪咽下去，我只想安静地睡一会。恍惚中听到电话的响声，我不想接，渐渐地什么也听不到了。
等我醒来，听到喊我“闺女”的声音，极像母亲慈祥的呼唤，我惊呼“妈”，一想，根本不可能了，母亲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
是她，坐在我的身边，抹着眼泪，一旁还站着眉头紧锁的陈可。
她数落我，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为别的，就冲着孩子你也不该做这样的傻事。
不管我怎样解释，说我只是吃多了药，并不想死，她根本不信，寸步不离地守着我。病房的人问她在照顾谁，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闺女。”
出院时，她央求我和她住到一起，说年岁大了，害怕孤单，“以后，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的。”“娘俩”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那样自然。
我摇头不语。她急了，你嫌我老了，怕拖累你不成?没事，过了这阵子，等你有家了，我不会赖着你的。
她的话又让我伤感起来，我背过身，使劲把涌上的眼泪憋回去。
(三)
她人前背后都喊我“闺女”，我叫她“干妈”。她说，从你叫我第一声“妈”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女儿了。
她不再让鹏程上全托幼儿园，接送由她负责。可有一天，幼儿园的老师打来电话说，鹏程还没人接。等我急忙赶过去，正好遇见她。我问，你身上怎么尽是棉花絮?她不看我，神情有点慌乱，支吾半晌，才说有个卖棉花的，想买点，讨价还价了一会，便晚了。
我自然不信她的话。第二天，我一路紧盯，看见她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后，便走进了不远处—幢破旧的大杂院。墙上写着：弹棉花，加工棉被。缝被10～15元。她在一个遮荫棚里，麻利地系上围裙，戴上老花镜，仰着头，对着光线开始纫针，一遍一遍地纫了半晌。
她给鹏程买的雪糕都近五元钱一支，要她一针一线地缝多长时间才能挣来?其实，她不用这样辛苦的，陈可的父亲去世后，她每月可领取一笔钱。
晚上回来，我把工资全部交给她，告诉她我又涨工资了，足够咱们花的。她接过钱，眉开眼笑，孩子般摩挲，也不言语，径自放到抽屉里。
也是从这天晚上，我开始了业余撰稿的生涯。我觉得我有责任让她的晚年过得幸福一些。
当我把第一笔稿费放在她面前时，她惊奇地喷喷舌头，敲敲键盘都能挣这么多钱啊。我说，是啊，所以，以后您就不要再去给人家缝被了，哈!
她愣住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我……闲着也是闲着，能挣一个是一个。她忽然想起什么，从一个包袱底层拿出厚厚一沓钞票，得意地炫耀：瞧!这些钱都是你给我的，除了生活花销，我都攒起来了。你别怨我抠门，你和孩子往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赶明掼够一万了，咱给鹛程存上。
我鼻子发酸，喉咙有点紧，忘情地拥住她。
(四)
她六十五岁生日快到了，为给她庆祝生日，我在饭店订了桌。她死活不肯，说花那冤枉钱干啥。我取笑她是“老钱锈”，但还是顺着她的意思“在家里乐和”，独立操办了一桌饭菜。没想到，她乡下的儿子和儿媳也赶来了。看得出，她的不安多于惊喜，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见他们对她有过片言只语的问候。
开始还好好的，吃着吃着就变了味。她的儿媳提到房租，我心里咯噔一下，警觉起来，惴惴地低声附和，是啊，城里房租很贵。然后她又问，怎么还不趁早找个人家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她儿媳话里有话，仿佛被人抓住了把柄似的，我心虚地低下头，推说单位有事，逃也似的跑出来。
冬日的街头，寒风凛冽。抬头，看见婚介所的招牌，我犹豫一下走了进去。
回去时，她还在暗自落泪，长吁短叹，说我说他们怎么就来了，原来是打这房子的主意!他们想办个养猪厂，没钱，让我把这房子卖了。我说，这房子你们甭想了，钱我倒是有五万多，你们拿走好了。
我不好说什么，只能劝慰她别生气。
年底，我带“那个人”来见她。她拉我到一边，头摇得像拨浪鼓，不中，不中!如果说你是细瓷碗，那个人就是粗泥罐，不般配呀。我说，人丑点，心好就行。她叹口气，可也不能太委屈自己啊。
过了年，我说我快结婚了，想搬出去。她拉着我的手，话没说一句，就哭了。
我租了房子，离她很近。说要结婚只是我搬出来的借口，我不能再让她为难了，她不卖房子或许真是因为我的缘故。
(五)
春天还没过去，她突然病倒，是脑血栓。送医院时，医生冲我吼，怎么不早点送来。我追悔莫及，如果我们仍住在一起，我就可以及时发现这些征兆。
打电话给她儿子，儿子和儿媳来守了几天，大概是意识到她从此需要人照顾，便不见了踪影。关键时刻“那个人”表现不俗，如果不是他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撑，我想我早就倒下了。
我喊她“妈”，她喉咙动了动，泪流下来。在我最艰难最无助最落魄的时候给我安慰给我温暖给我帮助的人，终于，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喊她妈了，可她却已经失语，不能应答。我说，以后，咱娘俩在一块儿，我又指指那个人，还有他，好好的。她点点头，用能活动的那只手捂住眼，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来。
出院回家，她的手直指衣柜。我问她想看什么，衣服?钱?她一个劲地摇手，我打开衣柜，把东西都摆到她面前，她指指一个盒子。打开来我看到一份遗嘱：我去世后，房屋的所有权归孙子陈鹏程继承。
我惊讶万分，你什么时候立的?她咧开嘴，傻傻地笑，嘴角嚅动着，口水流了很长。我仿佛听见她在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