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东北亚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朝鲜半岛既是中国屏障，又是一个包袱。中国很长时间找不到应对方案，直至《朝鲜策略》出，方才为东北亚持久稳定找到一个办法。
资本的诉求
在《朝鲜策略》中，何如璋、黄遵宪的方案并不复杂，就是鼓励朝鲜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大国均势保障东北亚和平，遏制俄国、日本以地缘优势觊觎朝鲜。
亲中国、结日本意义不言而喻，为什么强调联美国，确实值得分析。
美国是一个新生资本主义国家，其制度设计与几个老牌资本主义相当不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不同角色，没有老牌资本主义对领土的强烈觊觎，没有通过战争获取超额利润的心理冲动。美国拥有西方重商主义传统，强调在自由贸易原则下公平竞争。为了自由贸易，美国向亚洲开拓，其在东北亚的诉求不外乎为美国资本打开更大市场。
1866年夏，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驰往朝鲜，试图敲开朝鲜国门。朝鲜此时处在极端封闭状态，拒绝对外交往。9月初，“舍门将军号”被朝鲜人焚毁。
“舍门将军号”使命以失败告终，但由此美朝间开始互动。这个互动以“舍门将军号”善后名义进行。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朝鲜的“上国”，因此美国不愿绕开中国与朝鲜直接交涉。美国愿意在尊重中国尊严前提下，在“中朝美”三国框架下进行谈判，解决问题。1871年3月7日，美国政府通过总理衙门向朝鲜国王转交一份外交照会，明白表达美国愿意与朝鲜和平通商的立场。照会表示，美国与中国、日本之间已有大量贸易往来，美国商船往来日本、中国，必由贵国经过，或遇大雾，船只危险，或迷路于各洲岛中，难寻路径，必须有人引水方能脱险;或船漏须补，沉溺须人救援;或采买食物，均需上岸。凡此，以人道相待，则美国与朝鲜并非漠不相关。美国政府建议仿照二十年前美日和平通商经验，订立一个和约，以保障各自利益和往返商船的安全。
美国的建议合情合理，友好互惠，中国政府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但是，中国政府此时无意深度介入美朝关系，似乎也不愿意朝鲜脱离中国与列强打交道，总理衙门让负责番邦事务的礼部代转这份照会，无意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
朝鲜的实际权力此时掌握在国王之父大院君李罡应手里。大院君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坚守“卫正斥邪”正统思想纯洁性，实行闭关锁国攘夷外交路线，除愿意与“天朝上国”打交道，获得道义、物质好处，大院君有意将朝鲜营造成一个“神秘的隐士之国”。所以中国礼部转来的这份照会很难引起大院君的兴趣，他无意与美国通商。
4月14日，大院君给礼部一个回复，请礼部转告美国，在朝鲜领海遇难客船照例救护，无须讨论。至于和平通商等事，“別无商办，不须徒费来往”。
李鸿章出手相助
大院君当然有权让朝鲜继续自外于世界，但美国人决不这样想。美国政府认为此时的朝鲜犹如日本开关前，如不以武力为后盾软硬兼施，美国很难实现与朝鲜通商立约目标。
基于此种分析，美国政府于1871年5月派驻华公使、海军提督率舰队前往朝鲜，试图用武力让朝鲜屈服，就像1853年培理将军率军东征，敲开日本国门那样。
然而，朝鲜与当年的日本太不一样了。不管软硬，朝鲜就是不愿打开国门，不愿对外交往。美国舰队与朝鲜军队相持两个月后，只好打道回府，放弃与朝鲜建构近代国家关系，放弃美国资本进入朝鲜。
两年后，朝鲜内部发生巨大变化。王妃闵氏外戚集团拥戴年轻国王亲政，剥夺了大院君的权力。朝鲜政治格局为之一变。美国驻北京外交官敏锐发现这个机会，以为或将有利于美朝关系改善，有助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联系，尤其是立约通商。
朝鲜的变化是积极的，美国人的敏锐也是对的。但，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出手相助，单纯凭借美国人的力量，恐怕依然很难说服朝鲜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1880年，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受命以和平方式寻求与朝鲜政府进行谈判的机会。为此，薛斐尔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两国结约通商，构建正常国家关系。由于美朝之间还没有外交关系，薛斐尔委托日本外相代为转达，因为日本已与朝鲜建交通商。不过，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薛斐尔书信中莫名其妙使用了“高丽”称谓，朝鲜以为是对自己的侮辱，拒绝接受。
好在美国驻日外交官曾将这份文件抄送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及其随员黄遵宪正在酝酿着中国外交突破，正准备建议朝廷废弃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建议朝廷引领并帮助番邦对外开放，走向世界。1880年6月7日，何如璋就美朝关系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个报告。
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获知这些消息喜出望外，因为他素来倾向于利用外交手段化解外交危机，也倾向于何如璋、黄遵宪等外交新思维，以为朝鲜终不能闭关自守。既不能闭关，则不如倾心结好，或许可以避免脱离宗主国的结局，力主以朝鲜对外开放换取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于1880年7月23日致书还在日本的薛斐尔，邀请他尽快到天津晤面。
8月25日，薛斐尔抵达天津。第二天，李鸿章和他举行了三小时交谈。薛斐尔告诉李鸿章，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只有两个要点，一是希望借中国之力与朝鲜结约修好;二是希望与朝鲜发展通商贸易。
李鸿章原本就对美国具有好感，薛斐尔的介绍使李鸿章坚定了促使朝鲜对外开放的信心。李鸿章表示，他会尽力协助美朝两国立约通商，构建正常国家关系。
原本希望不再的美朝交涉，因李鸿章出手相助柳暗花明。
美朝修好通商
何如璋、黄遵宪让朝鲜开放的建议当然不是完全无私的，肯定是从中国根本利益进行考量的。他们认为，促使朝鲜开放至少具有这些好处：一是能有效牵制俄国，有助于中国乘时自强;二是向世界强调中朝宗藩关系;三是朝鲜对外开放，走向自强，固其疆圉，壮我屏藩;四是美朝缔结一个平等的通商条约，有助于我中国未来在与各国修约时，因势利导，将过去那些不平等条约予以修订。这是何如璋、黄遵宪外交新思维的基点，也是李鸿章乐于接受的原因。
1882年2月7日，李鸿章与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在保定直隶总督衙门举行会谈。李鸿章详细介绍了中国为什么改变外交路线，希望朝鲜与美国达成立约通商协议。李鸿章指出，美国与其他各国很不一样，自华盛顿以来，以礼仪立国，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无端干预他国政事。在国际交往中，美国也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义。引之为友邦，可以结援，可以纾祸。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劝说朝鲜与美国修好通商的理由。
对于李鸿章的好意，金允植表示理解和感谢。但是，由于朝鲜锁国已久，与欧美诸国素无往来，根本不知道怎样打交道。而在李鸿章方面，他虽然对美使薛斐尔印象很好，但他不想代表朝鲜与美使谈判，因为李鸿章不想让美国人半信半疑，以为中国左右着朝鲜一切。李鸿章希望朝鲜代表在天津与美使直接会晤，他个人愿意出面居间调停。
2月14日，李鸿章与金允植举行第二次会晤。此次会晤主题更加明确，就是利用中国经验提前拟出一份朝美通商协议草案，以备正式谈判时参考。
金允植有备而来，他随身携带三个可供参考的文本：一是李鸿章先前让马建忠帮助朝鲜拟订的，一是朝鲜机务府参谋官李东仁拟订的，第三个就是中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代拟的。
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与西方已有四十年交往历史。即便从1860年设立总理衙门开始，中国也与西方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李鸿章根据中国经验与金允植细致讨论了各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为朝鲜提供了意见，达成共识。
鉴于中国经验以及日朝交往教训，李鸿章建议朝鲜接受朝美建交后互设公使馆，互派公使。过去，朝鲜不向日本派驻，而日本则来驻自如。这种单向交往对朝鲜并没有好处。
至于通商章程，李鸿章鉴于中国经验教训，特别是鉴于朝日《江华条约》不定税则的教训，以为应该利用朝美谈判机会，从一开始就制定一个公平而合理的通商章程。
在关税方面，中国过去为了简便，当然也是没有经验，不要关税自主权，结果后来又觉得吃亏，以为不平等条约。朝鲜应该接受中国教训，从一开始就要掌握关税自主权。应该承认，李鸿章这些建议对于朝鲜后来发展意义重大，对于中国后来陆续与各国修约，也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对于朝美建交后的中朝关系，李鸿章与金允植也有详细讨论。中国方面当然希望朝美建交后中朝宗藩关系不受影响，朝鲜仍然还是大中华的成员，是中国在东北亚重要屏障和战略盟友。朝鲜方面对于未来对于世界，有期待，更多忧虑和恐惧，因而朝鲜也不敢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与中国疏远，依然同意维持中朝宗藩关系。
按照李鸿章的想法，以及与金允植的约定，应该由朝鲜政府自主与美国人在天津谈判，李鸿章只起居间介绍和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朝鲜政府实在不知道外面的情形，他们请李鸿章代劳，谈判一切。
1882年3月25日，李鸿章在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与美国全权特使薛斐尔开始第一次谈判。历经艰辛，经三次谈判，至5月22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方才由李鸿章特别代表马建忠，与美使薛斐尔，及朝鲜议约使申櫶、副使金宏集等，在朝鲜利物浦一个临时搭设的帐篷中画押签字。
朝鲜由此走向世界，揭开新的一页;中国因此赢得十几年和平发展机遇;美国的介入，使东北亚大国均势得以保障。一举多得，这是近代中国比较成功的外交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