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名声显赫。到了袁绍，同样位居三公之上。借祖上阴德，袁绍从来不失名声地位。只不过，汉室衰微，政治腐败，袁绍还是位列大将军何进之后。尽管如此，在那个十分看重门第的时代，袁绍仍是一呼百应，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袁绍的失败很令人惋惜，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早年的袁绍还是很有些英雄气概的，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般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想当年，大将军何进一再受十常侍陷害，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袁绍挺身而出：“愿借精兵五千，斩关入内，册立新君，尽诛阉竖，扫清朝廷，以安天下。”
人就是这样，没有拖累，行为做事也就无所挂碍。袁绍虽然名气不小，却没有自己的兵马，诛杀十常侍还要向何进借兵。手头拮据，内心丰富。袁绍此时，意气风发，英雄盖世，敢说敢做，丝毫看不出后来“色厉内荏”的迹象。问题在于：何进屠夫出身，从来胸无定见，几经辗转，最终还是被十常侍诱杀。何进已死，权力尽归十常侍所有。袁绍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奋不顾身，与曹操一起，杀入宫中，将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尽皆诛杀。不幸的是，杀死了一群狼，又引来了一只虎。董卓借勤王之机，顺利进入朝堂，很快权倾朝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董卓就想废掉汉少帝，另立陈留王为帝。结果丁原仗吕布之勇，坚决反对。后来董卓用计，策反吕布，刺杀丁原，从此一手遮天，再无顾忌。
按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董卓权势如日中天，更兼其恐怖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朝堂之上谁还再敢说半个不字。但袁绍就是袁绍，从来不失英雄本色。当董卓再次提出废立之事时，别人都不敢说话，唯独袁绍应声而出：“汝欲废嫡立庶，欲为反耶。”见还有人反对，董卓不禁大怒：“汝视我剑不利也？”见此，袁绍毫不想让，拔剑说道：“汝剑虽利，吾剑岂不利也？”情势危急之际，幸亏蔡邕从中相劝，双方才各自罢手。袁绍经此力争，不能得手，只能匹马奔冀州而去。想袁绍此时，虽有四世三公之名，终究实力太弱。而董卓把持朝政，又有吕布等人助纣为虐，真要撕破脸皮打起来，袁绍肯定赚不到半点便宜。但也正是因为身处如此险境，犹能慷慨激昂，才恰恰表现出袁绍的勇敢和无畏。诛杀宦官，抗衡董卓，都绝非等闲之辈能做得出来的。后来就不一样了，回到地方之后，因为祖上有名，四方仰慕，队伍很快壮大，在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之前，袁绍手下已经有田丰、沮授、许攸、审配、郭图、颜良、文丑等一班文臣武将，兵马钱粮更是不计其数，阵势之大，影响之广，天下独此一家。
事业做大了是好事，但由此带来的负担也越发沉重。随着这个集团的不断强盛，圈子内部越来越难以平衡，内部斗争开始了。面对日益显现的内部矛盾，袁绍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了十八路诸侯会师洛阳的时候，大家因为“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就理所当然地推举袁绍做了盟主。俗话说：买卖好做伙难搭。按说袁绍号令诸侯，机会千载难逢。运筹好了，不仅可以消灭董卓，收编队伍，壮大实力。而且还可借此纵横天下，入主朝廷，把持朝政。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就不是曹操，而是袁绍了。但袁绍面对天下精锐之师，却显得无所适从，难以决断。十八路诸侯的各怀异志，让袁绍伤透了脑筋。最后，队伍解散，各奔东西。
回到河北，袁绍继续做他的诸侯王，内部矛盾更加突出。袁绍当然不会明白，从来树大招风，在那个群雄竞起的当口，占据这么大的地盘，别人哪能不眼红。但这时的袁绍，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威武雄壮的袁绍了。内部关系理不顺，斗争日趋白热化。手下人才不少，却各打各的算盘，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尤其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此袁绍不仅不能乾纲独断，反而听之任之，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内部不团结，人才越多越麻烦。更要命的是，袁绍养尊处优，未老先衰。袁绍不比曹操，处处充满危机，既要亲自率兵东征西战，又要时时提放来自朝内不时射来的暗箭。袁绍更不比刘备，四处奔波，寄人篱下，久走江湖，内心已经打磨的极为坚韧和光滑了。
或许是长时期和平环境的缘故，袁绍虽正值壮年，却早已暮气沉沉。别的不说，仅仅因为最心疼的小儿子有病，就搞得自己精神恍惚，“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甚至要死要活，以至于田丰劝其趁许昌空虚、袭击曹操的时候，袁绍却以儿子有病为由一口回绝，从此失去了问鼎天下的大好时机。这种典型的“老人心态”，让袁绍集团一步步走向了下坡路。后来的官渡之战，袁绍本想奋起，但养尊处优形成的思维定势，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面前终究显得无能为力，不堪一击。而让袁绍无尽烦恼的是：以前没做大的时候尚能威加四海，如今家大业大怎么反而不如当初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