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家里很穷很穷，他14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6岁的时候，他母亲为他生了个妹妹，产后就死了，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他成了孤儿，万墨林(杜月笙的姑表弟)的爸爸带他。他真是调皮，也不听话，常惹事惹祸，不好好念书，出去跟那些小孩一块玩，他说，这些孩子都是他的喽啰们。
他说，我做瘪三也要做瘪三头。
有一天，不知道他闯了什么祸，万墨林的爸爸把他绑到树上打他，后来万墨林的爸爸就走了，他那些喽啰们都来了，把他从树上放下来，放下来之后，他就逃到浦西去了，开始了流浪的生涯。
他走的时候跟自己的喽啰们说：“我不好，就不回来。”
后来他好了回去，带了好多东西要给万墨林的爸爸，万墨林的爸爸躲起来，怕死他了，以为他要去跟他算老账呢。结果父亲把他请出来，说我要给你磕个头，你不打我，我不会有今天。于是大家就很开心。
特务头子戴笠，当时我们叫他戴伯伯。
抗战胜利以后，他偶尔来看我父亲。哎呦，一个电话打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关起门来，他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呆在屋里，不能出来的。
有一天他问父亲：“你的女儿怎么样？”我父亲就把我叫出去了。
我看见他，我真是抖啊，他那两只眼睛，眼珠子都是黑的，像水一样的，好像一看就看到后脑勺，很叫人害怕。
他杀气好重。后来，我叫他一声戴伯伯，他说你好吗，你在哪念书呀？他就问这些话。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很好”就赶紧跑开了。
他要来看我父亲，旁边不能有一个佣人，都得走开。
他来如果正好赶上父亲抽鸦片烟，父亲就开始忙起来了，佣人把鸦片烟具搁到床底下藏起来，躲进屋里。大家要帮他闻袖子，看有没有烟味。如果有，赶紧喷香水。
见面前，父亲还要用湿毛巾擦脸，直到没有鸦片烟的味道，因为戴伯伯要管他的，他会说：你怎么又抽烟啦？
其实这个事情很奇怪，戴笠怕我父亲，我父亲也怕戴笠。他们的个性都太强了。
戴笠过世的时候，我父亲听了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不正常了。
当时我们住7层楼，我父亲拉开窗子就要往下跳，看上去特别伤心，不断说，完了，完了……
3个月后，他才慢慢恢复。
上海解放时，父亲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带着全家前往香港。
我父亲是5月27号坐“海燕”号轮船走的，从上海往吴淞口外开，他看见岸上的申新纱厂，他说：想不想得到，我杜月笙今天会离开上海？他还说，当年他母亲在申新纱厂里头当过女工，一个月就赚两毛钱。
船离上海越来越远，四周白茫茫一片，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了。
他在上海是个跺跺脚地皮也要抖三抖的人物，但到了香港却没有资产，连所谓“杜公馆”都是别人的馈赠。
父亲曾准备带全家从香港去法国。他讲江湖义气，不愿丢开忠心耿耿的手下，结果算下来，要去的一共140多人。各种费用一加，去法国要15万美元，而我父亲只有10万美元，捉襟见肘，剩下的钱竟拿不出来。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再到后来，每天气喘不止，总要我在床头举着氧气瓶让他吸氧。
父亲晚年时，拿出了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其中一张欠条，就有500根金条。
1951年8月16日，父亲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父亲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