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府浦江县人宋濂是元末明初文坛翘楚，据说他“六岁能为诗歌”，先后游学于吴莱、柳贯、黄溍，文名满海内。元末，当局延聘他为翰林学士、国史馆编修，他婉言谢绝，遁入仙华山当了道士，道号玄真子。至正二十年(1360)，他接受正在打天下的朱元璋邀请，出山前往金陵。他是一个纯儒，没有刘基的谋略，甚至也提不出朱升那样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政见，仅仅说了一句“愿明公不嗜杀人”的建议。从此将近二十年，成为太祖高皇帝的侍从学士。朱元璋对他赞誉有加，称为“开国文臣之首”，还说“朕自布衣为天子，卿自草莱列侍从”，这种荣誉几乎无人能及。虽然荣誉极高，但他并没有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除了为太子和诸王教授经学，为皇帝起草各种公文外，主要的工作就是主持编纂《元史》。
作为皇帝的侍从学士，随侍左右，有很多当面进言的机会，而且“直谅不务文饰”—实话实说。朱元璋很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对他说“卿可参大政”，希望他担任政务官。宋濂立即顿首力辞：臣没有其他长处，只会用文墨议论服务皇上，一旦出任政务官，没有功效，恐怕辜负皇上。所以一直到洪武十年退休，他仍然是侍从学士而已。他虽然“直谅不务文饰”，却很注意保守宫禁机密，郑晓《皇明名臣记》说：宋濂严守秘密，从不泄露和皇帝的谈话，向皇帝提交书面意见之后，马上焚毁底稿。为了防止官员向他打听皇上旨意，他在办公室悬挂“温树”二字，有人问道朝廷事宜，就指着“温树”二字，闭口不言。如此操守，朱元璋是很欣赏的，当面表扬他：“景濂(宋濂号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
宋濂退休时，一向吝于奖赏的皇上，特别赏赐《御制文集》和罗绮衣料，对六十八岁的宋濂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一生谨言慎行，俯仰无愧，被人们尊称为“太史公”的宋濂，从此可以安度晚年，悠游林下，消受御赐的“百岁衣”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于洪武年间的官员来说，尤其是这样，几乎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政治风暴的席卷，正如万斯同所说：“士大夫朝簪绂而暮累囚。”宋濂自然也不例外。
洪武十三年正月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对于胡惟庸而言，可谓咎由自取。问题在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庞大的“胡党”，因此受到牵连的“僚属党羽”成千上万。没有料到的是，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诬陷为“胡党”，一场大祸来临了。当初，朱元璋为了感谢宋濂，主动提出任命他的儿子宋璲为中书舍人，孙子宋慎为礼部官员，并且亲自调教他们，还笑嘻嘻地对宋濂说：卿为朕教导太子、诸王，朕也教导卿的子孙。每次上朝，见到步履艰难的宋濂，朱元璋总是叫宋璲、宋慎扶掖，一时传为美谈;“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
然而好景不长，宋慎以莫须有的“胡党”罪名被处死，宋璲受到“连坐”一并处死。被朱元璋誉为“纯臣”的宋濂也难逃厄运，逮至京师判处死刑。马皇后听说此事，大为惊讶，劝谏道：老百姓家为子弟延请教师，尚且能够以礼全始终，何况天子！而且宋先生早已回乡家居，必不知情，希望手下留情。朱元璋根本不听。次日，帝后二人一同就餐，马皇后不碰酒肉，朱元璋询问缘故，马皇后回答：“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一向尊敬皇后的朱元璋听了为之恻然，投筷而起，决定把宋濂的死刑改为流放，发配四川茂州(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茅汶羌族自治县辖区)。虽然逃过一死，但是千里迢迢的流放，对于自诩为“俯仰无愧”的君子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他已年逾古稀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茂州，就死在了夔州(今重庆奉节，近巫山、云阳)。那是洪武十四年五月，享年七十三岁。
关于他的死，一说病死，如《皇明名臣言行录》说：“以疾卒于夔州，临殁，端坐敛乎而逝。”一说自缢而死，如《名山藏》说：“至夔，宿野寺，侘傺(失意)语曰：‘闻之佛书报应以类今爽濂也。’其夕，投缳死。”从门人方孝孺所说“不获终于正寝”来推断，似乎“投缳死”的可能性更大些。不管是哪种死法，他都是葬身千里之外的异乡夔州了。他的大弟子方孝孺一生对他执弟子礼，每次路过夔州，必定前往扫墓，还恭恭敬敬地为老师撰写了祭文：“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终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为何这样一位正人君子，不能寿终正寝，不能庇荫子孙？
他的后人每年都要长途跋涉前往异乡上坟，内心可能会哀怨：当年先祖倘若始终隐居仙华山，不去投奔太祖高皇帝，恐怕不至于有这样凄惨的下场吧？正如尹守衡《明史窃》所说：“太史公恂恂乎德言君子也，受知高皇，千载无两，而夔州之行不免，何哉？”这样的问题对于明朝文人而言是难以回答的，他只能隐晦曲折地点到为止：元末辞去翰林院的官职，入仙华山学道，朋友犁眉公表示愿意一同前往。然而两人都未能如愿，终于入朝为官去了。尹守衡感叹道：“嗟夫，二公追诵乎斯言，其无遗憾于身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