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1908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袁世凯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力极大。这是袁世凯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面对外国记者，袁世凯回答了中美关系、中日改革的比较等问题。 对比后来的称帝等行为，人们难免会对这名老牌政客的宏论打上问号。 (《民主与法制时报》特约撰稿 托马斯·密勒)
1908年：袁世凯作秀答美国记者问
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与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世凯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置。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清国对外关系的：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也寄希望于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清国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袁世凯同意接受采访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 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袁阁下大谈中美关系
我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热切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清国人，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和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