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印度、巴比伦很早就使用银钱。中国是个例外，上古时期主要货币是铜钱，这种东西方差异很值得探究。到了明代，白银才成为中国主要货币，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受西方影响慢慢形成的。
也许古典传奇和武侠小说看多了，现在大家一说起古代货币都以为是银子做的。其实民间普遍用银，是明朝中期以后的事。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白银合法化，到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白银退出流通，虽有整整500年，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小的一段。在中国更长的历史中，白银并非主要货币。《水浒传》里，宋江、武松等英雄好汉用银子买酒买肉，《神雕侠侣》里，乔峰、郭靖、杨过等大侠动辄掏出白花花的银子，并不符合史实。
先秦，民间主要以铜为货币材料，如圜形钱、刀形币和铲形钱。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白银只作为器饰宝藏，不作货币。临近中国一些国家却有很多关于银钱的记载。比如安息国（波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史记·大宛列传》）。其他国家，如条支、罽宾也如此。远至大秦（罗马帝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有利十倍”（《后汉书·西域传》）。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印度和巴比仑，也都在很早时使用银钱。《圣经》的旧约部分在公元前6至2世纪之间形成，新约部分在公元1至2世纪定型，其中用银子为货币的记载随处可见。中国是个例外，大量使用铜钱，不用白银，这种东西方的差异很值得探究。
这种差异首先与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形态有关。西方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而中国却在更多时候是中央集权。铜钱的铸行含有较多政治成分，对不同政权统治下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作为贸易用的支付手段是不适合的。白银标准化程度很高，容易被不同国家的人接受。单位价值也远非铜可以比，用于国际间大宗交易比较合适（黄金产量太少，铜作价太低，都不适合）。
白银成为中国的货币，首先是受到中亚和西亚的影响。张骞通西域后，东西方贸易在陆上打开，丝绸之路开通，汉朝与西方的贸易往来逐渐频繁。当时西域使用白银，河西诸郡也开始使用银钱是自然而然的事。东西方海上贸易开辟后，交趾、广州一带也使用金银，这也是由于海外贸易带来的直接后果。南北朝时期内乱不已，币制复杂，使用金银的情况更进了一步，不过仅限于西北与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仍使用铜钱。自唐代起，白银作为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凸显，这是因为唐朝与西域的联系与前代更为紧密。岭南一带，钱与金银丹砂象牙同用作货币，其他地方仍将金银当作一种宝，用于行贿、礼品与土贡等。两宋时期，白银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充当交换媒介，其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这是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加深带来的必然结果。与宋接壤的西夏、辽、金都使用白银。北宋在与夏、辽议和之后，每年交纳为数不少的白银作为岁币。历史上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宋辽议和，宋向辽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就是发生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事。过了40年，宋夏议和，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与北宋并立的金朝，在金章宗执政的承安二年（1197年）开始铸造名为“承安宝货”的银铸币，这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早的白银铸币。
元朝入主中原后，于中统元年发行“中统钞”，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纸币发行以金银为兑换准备，而其中主要又是银。虽然元朝禁止百姓使用金银，但民间仍然大量使用白银。元廷通过科差、推行钞法搜刮了大量白银，这些白银通过色目商人与西亚的生意往来，不断外流，因为当时元朝的银价比西亚国家低得多。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诸路交钞都提举司请以平准库的白银铸成锭，重50两，名为“元宝”——我们至今仍有这样的称呼，它最早始于元代。
明朝在货币制度上继承前朝，一开始就禁用金银，推行宝钞制度，但白银交易在民间却无法禁止，并逐渐成为普遍趋势。白银成为明代以来最主要的货币有其必然性，当时的文学家王世贞曾说：“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溢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弇州史料后集》）。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下令将江南租赋改征白银、布帛，运北京发放官俸，“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实际上这是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化，从此朝廷财政也日益转向用银为重点。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首辅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白银货币地位进一步加强。
而在此时，如果没有发生另一件巧合的事，明朝的白银货币化还是不可能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明。据历史学家全汉升估算，1550年至1650年间输入的白银达2亿两左右，是明代自身生产规模的10倍。由于中国人能生产丝绸、瓷器及茶叶等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白银却相对稀缺，欧洲并没有中国人想要的商品，但手里却掌握着经新大陆的白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体系就此形成，白银源源不断流入明朝，白银终于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币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