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前的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他“轻轻的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却把痛惜和追思留在了中国诗坛。他生于浙江，留学于英美，一生看似与天津毫无关系，但从求学的学子到育人的导师，他与天津也曾有着两段不解之缘。朱自清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徐志摩作为民国四大才子之首，被誉为“中国的雪莱”。他出生于江南望族，表弟是金庸，表外甥女是琼瑶。他少年荣宠，青年得意，与郁达夫同学，师从梁启超，与蒋百里、胡适是莫逆之交。他也活得坦荡热烈，与鲁迅、郭沫若笔战，与泰戈尔、罗素结为知己。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五年，却像烟花一样璀璨。
徐志摩第一次与天津邂逅是在1916年，当时年少的徐志摩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考入以全英文授课著称的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读法律预科，选修的是逻辑学、心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等课程，表现出了对文学的热爱。
第二年夏天该升正式本科了，但北洋大学却撤销了法科，与北大法科合并了，于是徐志摩自然就转入了北京大学，并加修了法文和日文。也正因为这个机缘巧合，才众所周知地拜了梁启超为师，这段时间的学习使徐志摩的思想境界大为开阔，开启了真正的文学之路。在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同时，也广交了许多朋友，他的诗文开始关注民生疾苦。不得不说，两个大学法科的合并，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们在他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看到有一首诗名叫《三月十二日深夜大沽口外》，其中写到“今夜守在大沽口外：绝海里的俘虏，对着忧愁申诉……”正是他对天津的回忆。这首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春，当时，孙岳的军队守在天津大沽口以拒奉军。徐志摩则乘轮船北上，所以在大沽口被迫等了一个星期，于是徘徊在甲板作了这首诗。此时的徐志摩已经留学归来数年，但文中那种厌恶战乱、渴望自由的现实情怀依旧浓烈，这多多少少也来源于北上生活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徐志摩与天津的第一段缘分是学生的身份，那么这第二段机缘则变身成为了导师的身份。1921年以后，徐志摩开始创作新诗，行文飘逸，语言优美，深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要领。1922年归国后，徐志摩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在国内引起关注。
徐志摩一生执拗痴迷地追求现实中的和梦幻里的“爱、自由、美”。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还常常遭到扼制与摧残。“理想主义”的碰壁，使徐志摩对黑暗的现实环境产生不满与反抗，同时他也把理想寄托在幻想的世界里。这种感受也代表了当时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所以当时很多文学青年都是徐志摩的“粉丝”。
说到天津，当时也新崛起一些年轻诗人，尽管诗歌作品不少，但局限于对外界了解不深，在作品上稍显欠缺，更希望与徐志摩进行交流。当时有个叫赵景深的年轻人，和几个文学青年在天津发起组织绿波社，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为新文学青年的聚会根据地。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庚虞等都是学员。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热衷新诗的创作，对徐志摩的“西洋体”诗颇感兴趣。因此社团的成员都很希望能听一堂这位大师的讲座。
没想到有些事就这么巧，1923年夏天南开大学开办暑期学校，就是暑假的时候举办系列讲座，果然就把当时刚刚出名的徐志摩邀请来了，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近代英文文学》十讲及一次讲演《未来派的诗》。这大好的机会当然得把握，于是绿波社就决定全体天津总社的会员一起报名听课。讲座持续两个星期，一共十个小时。这两种演讲都被赵景深记录了下来，收录在了1925年出版的《近代文学丛谈》里。
在赵景深写的那篇《志摩师哀辞》一文中，我们可以详细地知道这次讲座的内容以及给这群年轻人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徐志摩在讲课当中，曾拿一首英译的歌德的诗要全班听讲的学生翻译，结果赵景深得了第一名，得到第一是有奖励的，奖励的什么呢？是一帧大幅的歌德的照片。此后他还得到过徐老师颁发的一张法郎士像的明信片的奖励，并一直珍藏，作为对徐志摩老师的纪念。
讲座之余，绿波社的学员常常到徐志摩的宿舍里去拜访。徐志摩还曾询问学员是否看过莎士比亚，他引导学员要看一些莎士比亚的原书，以了解真正的英国文学。
在徐志摩此行讲学结束后，绿波社天津总社的社员还请这位老师喝茶聊天，也为了话别。湖畔草坪，阳光透过绿荫，照射在学员身上，鸟语草醇伴着徐志摩优雅而激情的谈吐，使学员感受一次次灵魂的洗礼，最后大家还一起合了影。期间徐志摩问赵景深：“你是否以文学为业呢？”赵景深说：“我是这样的想。”徐志摩就摇了摇头说：“大难，大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对于希望了解外国文学流派与发展历史的年轻人，徐志摩还开出了有代表性的书单。
这位赵景深在徐志摩走后依然和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谊。赵景深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逐渐成长为中国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教育学家、作家。同样在徐志摩讲学时倾耳聆听的焦菊隐，在日后也成为享誉全国的戏剧大家。可以说，虽然徐志摩此行只在天津停留了短短的十五天左右，但却为天津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演讲时，徐志摩正是随行的翻译，二人亦师亦友、感情深厚。徐志摩这一生就宛如泰戈尔诗中所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只是这片秋叶，未免也凋零得太匆忙了，没能留给这世间更多斑斓的色彩。82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会记得，徐志摩曾为中国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天津新文学带来了一缕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