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雄，遗忘远比非议更可怕。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
廉州城外草长莺飞，城内人心惶惶。安南国(今越南)大臣范子仪领兵北上，在明帝国的南疆大肆劫掠，此刻正把廉州城围得铁桶一般。
大概是个傍晚时分，几名明军骑兵飞马自东而来，直奔叛军营地，即使持着使者旌旗，也有点过分的不可一世。“大明福建备倭都督指挥俞大猷有令，命尔等速速归降，否则不日天兵来到，将尔等化为齑粉。”
范子仪未必知道这个明国将领的名号，但看着使者倨傲的神情和咄咄逼人的威胁，感觉一支大军似乎随时会 在山的另一边随着太阳一起突然出现，于是集结军队，解围而去。
其实此刻，那位都督指挥的水军还未调集，而廉州已经告急。俞大猷用这次劝降争取了时间。等到一个月后，范子仪率兵突入钦州的时候，这支打着俞字旗号的水军，真的出现在安南兵背后，阻截战船、连日追击，斩首一千二百级，生擒主帅弟弟范子流，最后传檄安南国“杀范子仪函首来献，外患平息。”
水师+兵法，这是一次典型的俞大猷式的胜利。
与帝国的多数将领不同，这位福建泉州出身的武将身上，混合着一种允文允武的气质。俞大猷幼时家境贫寒，不仅要靠亲友资助，母亲还要编发网维生，但他依然幸运地接受了文、武两方面的教育。俞大猷曾经拜王宣、林福、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儒学、《易经》及由此推演出的兵法，武学则师从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习剑(棍)术和骑射。
受这种经历的影响，从戎后的俞大猷作战勇武而且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在战略布局上的眼光也更为出众。在与倭寇的战争中，他指挥着曾不堪一击的帝国军队以奇谋妙计取胜，还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的战略特点，并由此建立起了一支以海军为主的“俞家军”。
大海是俞大猷的主场。以福建楼船为依托，俞大猷的部队创造了骄人战绩，战浙东、平浙西、复兴化，那些不可一世、甚至威胁过帝国旧都的亡命之徒，品尝到了毁灭的滋味，上百艘倭寇战舰在火光中沉入大海，数千名倭寇葬身鱼腹…想必，那战斗的场面绝不会比若干年后东北亚海面上的另一场大战——鸣梁海战逊色半分，而按理说，俞大猷和他的“俞家军”也理应成为朝鲜李舜臣一样的英雄，成为后世人提起”抗倭”时，立刻肃然起敬的一个名字。
然而，并没有。
与俞大猷相比，戚继光大概更加意气风发。
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戚继光就像一只斑斓猛虎，连额头上的斑点都闪烁着勇气和斗志。在龙山，上万精神萎靡的帝国卫所军在一千多倭寇面前丢盔弃甲，而这个英气逼人的青年将军，弯弓射箭，三声弦响，三名倭寇应声倒地，但凭借这精准的狙击便吓退敌军。
两军对垒万人众，唯有戚郎一男儿。骁勇果毅，是这颗帝国将星和那支追求绝对纪律、绝对勇气的戚家军最让倭寇丧胆之处。
与这个足足小他25岁的后生相比，久经沙场的俞大猷更像一条深藏的蛟龙。他在想着争取陆军一半的经费建设强大海军，在想着构筑连接海洋、海岸、内河、城镇的多层次防御纵深，在想着御敌于外的战略部署，甚至隐隐约约触碰到了改革帝国的旧有军制。
一个海上，一个陆地，一个骁勇善战，一个智谋广远，同样深得百姓拥护，同样让倭寇闻风丧当，拥有这对“俞龙戚虎”，本该让帝国高层感到幸运。而对于作战时间更长、参加战役更多、对倭寇打击更大，也是戚继光老师的俞大猷来说，理应得到同样甚至高于戚继光的地位和赞赏。
但是，并没有。
老成持重的俞大猷，在帝国体系内的另一场战争里连战连败，甚至时而一溃千里。这就是官场。
在帝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下，武官的战绩往往取决于庙堂小吏的刀笔，战将想获得晋升，就不得不依附于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委身于官场的迎来送往人情世故。年轻的戚继光应该是深谙此道的，所以哪怕他心中如何无奈，如何痛恨，在绞杀倭寇之余，他总要找到些人情、祥瑞，随着谦恭至极的书信，上达天听，在功劳簿上打上条点缀的红缨带。
而俞大猷并不如此。也许是因为儒家道德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这位性情耿直、为人正派的将领从不肯委曲求全，而只求实质性建功立业。所以有功无赏、赏赐不公、甚至被冒领军功就成了文官集团送给他的“常例”，平息安南入侵，严嵩将俞大猷的战功压下，只给了他五十两赏银，收复兴化，又是五十两赏银，非但如此，他的仕途动辄得咎，“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屈辱，四次贬官，一次入狱”。
就这样踏步到了嘉靖四十二年，会打仗又会做人的戚继光已成了俞大猷的上司，俞大猷自己却还常常有免职之虞。
而最可怕的，是长久的历史中，同样出色同样英雄的俞大猷，也在慢慢消失在他的学生、好友、同僚戚继光的阴影下。
“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晚年，俞大猷为晋江普照寺题写了四首“七绝”，这是其中之一。
命途多舛没有把俞大猷变成一个彻底的诗人。不管多少次被罚被贬，他都忍辱负重，光明磊落，坚持着“忠诚许国，老而弥笃”。去世前七年，他最后一次被免官，不久又获起用，最终病死任上。
他做过将军，为了保家卫国披肝沥胆，他留下了多部军事典籍，提出过保卫海疆的构想，做出过改革帝国军制的尝试，甚至试图收复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
他做过文人，戎马半生也未曾投笔，常与士人举行文会，教导他们学习《易经》，爱民爱兵如子，“为将三十年，不扰民一草一木”，以至于金门、海南百姓称其为“俞佛”。
他做过江湖高手，作为南派武学一代大家，留下了武学典籍《剑经》和一段少林授艺的佳话。
他甚至不缺历史花边，他的儿子驻防福建，被大海贼郑芝龙击败，而这个海贼的儿子之一，日后成为了名满中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但是历史正在遗忘他。
如果不加上“抗倭名将”的头衔，不加上“与戚继光齐名”的注解，不加上“和戚继光一样厉害”的解释，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现在听起来海鲜味十足的名字。
俞大猷几乎做到了那个时代价值标准下要求英雄的一切，立功、立言、立德，只是没有做到暗流涌动里要求的苟且，才让他生前事命运多舛，为文官集团打压侮辱，甚至身后名，都残存下了旧日暖阁里的幽灵。
倭寇早已荡尽，帝国也不复存在。明帝国肮脏而庞大的文官集团在塞北的鸣镝声中土崩瓦解，三百年后，另一个同样的文官体系也在外敌入侵中逐渐崩塌，这次的敌人正是来自俞大猷心心念念的海洋。
都过去了。笼罩在那个时代的丑恶也应该散尽，现代人再比较戚继光和俞大猷孰强孰弱，谁好谁坏已经完全没有了意义。只是当我们愿意以更公正的眼光看待前人时，愿意用先进的价值和标准回顾历史时，是不是应该给被埋没的英雄应有的位置，哪怕只是给他历史教科书上的薄薄一页，也足可以踩碎来自封建时代的恶毒诅咒，足以告慰英雄的在天之灵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