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要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很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什么不能走路的大毛病。
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得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四个人，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和会客也从来没有现出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殡”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回办公室去了。
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为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全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沉重的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和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里，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一些重要的来客。这样延续到旧历五月初，病势更重，才不能下床，也不再办公。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的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候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经我父亲同意，由大哥亲自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他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确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五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
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付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
这以后，我父亲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阳历6月6日）的早晨6时，我父亲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着的（昏迷不醒的时间，还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袁世凯死亡的前数日，早已人事。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家里人很着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说：“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二哥的意思是，大哥为了想当“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纠合了外边一班人搞假版《顺天时报》来蒙蔽我父亲，才使得他一败涂地，病势越来越重。其他的人认为二哥说得对，也都同声地埋怨大哥。偏偏贝希叶大夫又是大哥亲自去请来的，偏偏我父亲就因为贝希叶大夫为他导尿，竟导出了血来，以致从此一瞑不视，所以外间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亲的谣传。
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不容讳言的，但是要说我父亲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影响，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无论在威望、在实力方面，他都不能和我父亲相比。这是他必定能够估计到的情况。他当然明白，只有我父亲在世，他或者还有“父死子继”的希望。如果我父亲死去，他又凭借什么爬上那民国元首的宝座？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