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常熟翁同龢，仗着自己状元及第，又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以一人而兼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户部尚书等显职，煊赫一时。然而这位翁常熟却是一个擅用权术的人，他的同僚吴县潘祖荫曾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潘祖荫又说：“吾与彼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这是说翁行事权譎，做事无准绳，即使在朋友之间，也不肯坦诚相见也。那么他对于皇帝、他的学生又是如何行事的呢？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回护文廷式试卷之误。
据当年任阳湖知县的李超琼日记载：
常熟翁大司农同龢，今时所谓贤者也，然顷间闻赵伯含述其二事，殊为可诧：庚寅殿试榜眼文廷式策中“闾阍”两字，于“闾”字之下误书“而”字，遂改作“面”字进呈。后皇上疑之，问有无出处，同龢明知其因误，为瞒之举。乃以“似有所出”对，且曰：此曾有与“檐牙”二字作偶者。
又本年大考，翰詹王懿荣《华林马射》诗中以“射侯”对“华林”，虚实弗谐，平仄尤误。同事者疵之，同龢欲援懿荣，袒之甚力，持至上前请示，并曰：“射侯有作仄读者。”询所出，尤不认咎，则曰：“似曾见过，一时不能记忆也。”
这是李超琼在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九的日记，他是听同僚好友赵伯含说的，并郑重地记录下来。这里不知是整理者的错误还是李超琼日记误书，文廷式卷中策论的“闾阍”当作“闾阎”，而文廷式误写成“而”字，翁同龢知道其误，改“而”为“面”。这是作假。而到皇帝质疑时，翁同龢又急中生智，想出“檐牙”来对，表示“闾面”的说法是存在的。闾阎者，百姓也，《史记·列传第十一》：“甘茂起下蔡闾阎，显名诸侯，重强齐楚。”而“闾面”则无此用法，此为不典。而生造典故，则视其严重与否，科举排名要下落不少，不但不可能榜眼及第，很可能进翰林院成为庶吉士也困难的。而王懿荣一事，病在对偶平仄不谐，也为科举时代大病，而翁同龢仗着帝师，编着故事糊弄皇帝，以遂其援引王懿荣，并让其知恩报德的目的。
解读这两个故事，会有两歧发生。一者，翁同龢爱才心切;二者，翁同龢欺君罔上。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爱才不假，欺君有据。问题是，他的所谓爱才，乃是爱的门下士，有汲引私人的嫌疑，朋党因此而成，同时也阻塞了别人上进的路途，所以，他的所谓爱才，其实即是为了徇私揽权而已。
光绪在这方面并不惑于翁同龢的巧言，据记载文廷式在召对时，光绪又问起这个事情，天颜咫尺，他不好瞎编，承认是自己写错了字，失误了。可惜错误既已发生，再也很难改正了，皇帝也只能马马虎虎，承认既成事实。
1894年翰詹朝考，光绪皇帝还曾向文廷式，自己妃子的老师卖好：汝卷乃朕所特取，汝知之否？这样一来，也彻底为文廷式洗白了身份。
李超琼对翁同龢所为甚表不满，他在日记中发表评论说：
噫！身为师傅，事为荐进人才而敢为是面欺也。其视当今，不直如婴孩哉。使遇康熙、雍正之时，其能保首领乎？
翁同龢后来被慈禧斥逐，主要还是与汲引康梁有关，虽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不肯承认，但也不能否认他的立身行事，给别人留下了很多把柄，待一并发作，翁师傅就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以待罪之身回虞山看看夕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