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公元前277-公元前204），享年73岁。70岁之前的漫漫长夜，范增喜欢呆在家里，默默无闻，爱好琢磨问题，研究奇谋诡策，有机会就给周围那些深陷困境的人们出点好主意，指出哪里的路有坑，哪里的路走过去没事儿，帮助大家过好日子。日子长了，大家都知道这人很有主意、脑子相当好使，对于同样的事儿，他总是看得更透彻，当别人想破脑袋只看到一步时，他却能轻描淡写地看到两步、三步甚至更远，属于传说中未卜先知、掌握大势的仙人。
由于年龄偏大、背景惨淡、身处偏远，在天下一统、需要和谐、讲求规矩的秦帝国里，即使拥有身怀绝技、通天感地的半仙之体，史书上也很难给他闪动身影的机会。除非他能帮着秦始皇活得更长，乃至于使皇上成仙得道，最好能使其活成千年不死的妖精。当然，身逢秦帝国摇摇欲坠、造反有理的年月，范增的好日子就来了。
从此，他不用想着忍心屈志混入帝国的公务员队伍，成为掌握特权的贵胄；也无需通过向皇帝进献奇丹妙药，获得豪宅广地。在他面前延伸出一条不失体面的路——加入民营的造反公司。如果事业成功，依然会获得对得起他的聪明才华的高贵身份和成为人前显贵、锦衣美食的富家翁。更为关键的是，像他这样出类拔萃、身体健康、虽老不死的人物，从投身造反事业之初，就完全可以非常高调、非常张扬地尽情挥洒才智，一步登天，进入核心决策层，无需夹着尾巴做人做事，熬资历，等机会，对一个已经进入“古来稀”、活着的日子倒计时的老人来说，造反事业绝对是他相当很看重的。人这一辈子就这一回轰烈地打拼了。
当陈胜吴广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正是范增及时地跑到当时势力最大的造反队伍头领项梁那里，向正在不知所措的项梁献计，“立旧楚国的王族直系后裔为起义领袖”，将民营的造反公司“国有化”，从而积聚了人心，壮大了声势，变成无头“苍蝇”的起义队伍重新积聚在一起。从此，拨云见日，范增有了地位，队伍有了根基，事业有了奔头。当项羽带着大家杀到咸阳时，范增早已经荣升为项羽的“亚父”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范增在鸿门宴上充分表现出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和宏大的政治视野，非常透彻地看出装傻充愣、玩低调的刘邦所深藏的秘密和无尽的野心，准确地嗅出刘邦身上漫漶出来的帝王气质。可惜，他没有说服一夜暴富、缺乏宏观政治思维的项羽下定决心杀掉刘邦。他只能私下里组织一次“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刺杀。在鸿门宴，他是孤立的，是无助的，是一个被敌我阵营共同抛弃的第三类人。他忍受着因超人的智慧不能得到施展而带来的痛苦，承受着只有自己醒着而战友们都睡不醒的孤独。对于这样一个垂暮之人，没有任何人怀疑他的智慧和忠诚，都非常理解他的痛惜和无奈。“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这句话成为他愤怒的绝唱。那一夜，他走上人生的巅峰，并开始走向谷底。
在范增有限的出场中，他始终扮演着刘邦前进道路上的“捣乱者”。他“稳、准、狠”地抓住了能够颠覆项羽成功事业的关键。除了刘邦，在他看来其他人都是不足论的草芥，好像只要刘邦从地球彻底消失，做任何事情，一切才皆有可能，否则无论如何折腾，最后都跑不了身死国灭、不得善终的结局。对于项羽而言，他是对的，只是自从鸿门宴之后，上天没有再给他一招制敌的机会。在波谲云诡的战争中，除了针对刘邦，史书中没有记载，他对于项羽其他的战略规划和战术指挥，发表过睿智的言语。他也许出于不屑，或者他根本就是只懂得“抓大放小”的政治家而非军事干才。也许是说了，还是苦口婆心型的，但是无人理解，无人执行。在鸿门宴，他痛斥项庄，暗骂了项羽；他要杀掉刘邦，得罪了项伯。在自己的队伍里，他没有了不离不弃的朋友和强大的同盟者，他被彻底边缘化了。
然而，范增没有像其他爱惜自己羽毛的高人，如陈平、韩信，离开项家军，投奔敌营，寻找出路。他充满了怨气，但依然从一而终；他辛苦地挣扎，但从未言放弃。在他悲催无助的境况下，陈平施展出一个低劣庸俗的反间计，他就被轻易地踢出革命阵营。在同一时刻，项羽出于讨厌，刘邦出于恐惧，两个死对头挽起手臂，都成为盼望他早死的敌人。最后，他再一次发出预言，“天下事大定矣”，以此羞辱幼稚可笑的项羽，并讽刺性地让项羽好自为之。然后，主动要求回家养老等死。在回乡路上，他进一步满足了所有人的愿望，背疽发作而死。他逃脱了胜利者的惩罚，更避免了亲眼看到自己给予厚望的事业走向末路，及时快速地死亡成全了他。
范增的人生充满遗憾，这种遗憾被后来的苏轼之类的文人骚客们无限放大。他看到了黑暗的结局，却眼睁睁无法阻止，因此，他被失败者和失意者们寄托了无限的哀思和同情。所以，虽然他是挑动不义杀戮的罪魁祸首，他是阻止天下统一的坏人，可是，我们很难恨他。
后来，刘邦得到了天下，很得意地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