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将军是中国抗日名将，也是抗战中阵亡的军衔及职务最高的中国军人，如今北京、天津、上海都有一条以“张自忠”命名的道路以示纪念。
张自忠将军膝下共有两子一女：长子张廉珍1968年病故，他育有七子;次子张廉静在16岁时病殁;女儿张廉云现已九十岁，有两个儿子，长子车晴，依家中习惯，称外祖父张自忠为姥爷。车晴七岁时在张自明先生(张自忠七弟)家中，第一次听到有关张自忠的故事。张自明在上世纪40年代请人编纂了《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和《张上将自忠画传》等资料。车晴在此基础上，搜集了大量关于张自忠将军的家族口述记忆及书信、档案文件、报刊等关于抗战的史料，于2011年编写出版了《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一书，详细展现了张自忠将军一生各个时间段的工作、生活细节。
在张自忠将军的一生中，1937年7月下旬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大量日军集结华北，平津已成危地，张自忠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奉命代理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及北平市长的职务，与日寇周旋。这段经历却被当时人们误以为投敌，直到他牺牲后，还有人认为他是以死表清白。这种说法受到张自忠外孙车晴的质疑，他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七七事变后张自忠将军奉命留守北平的具体经过。
奉命赶赴北平
1937年7月25日晚，日军步步紧逼，时任29军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将军奉29军宋哲元军长的命令，乘火车离开天津赶到北平，共商抗敌对策。传言与误解也就从此而起，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人撰文声称，张自忠是擅自来到北平的，继而又逼走宋哲元，如何如何。
25日下午5时，张将军乘坐山海关至北平的四次特别快车离开天津，为了等候张将军，该次列车在天津站误点近一个小时。晚7时30分，列车到达位于正阳门东侧的北京老火车站，到车站迎接张将军的要人有：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陈继淹、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等军政要员二十余人。离开车站后，张将军先乘车回到府右街椅子胡同的家中休息片刻，然后赶到宋哲元军长的宅邸，向宋军长报告军政要务，宋军长的家位于武衣库(今政协礼堂的南门以西)，两者相距不远。当晚，29军和冀察政委会的要员在铁狮子胡同(今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的进德社召开重要会议，张将军离开宋家后，也赶去出席会议。
当时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的数家大报如《申报》、《中央日报》、《天津益世报》、《北平益世报》、《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京报》等，都对张将军奉命到北平一事有过详细报道，可以证实张将军是奉命公开到北平的，所谓擅离职守，秘密来平，另有图谋的说法，纯属不实传言。
蒋介石电促宋哲元转赴保定
7月25日晚，张将军到北平之后，先到宋哲元军长家中报告，而后连夜出席29军的重要会议，在其后的几天他一直协助宋哲元军长处理军政要务。
25日夜间，日军在廊坊以保护军用电话线为名，与我当地驻军29军38师113旅发生冲突，双方激战一夜，史称“廊坊事件”。为了处理此事，26日晨宋哲元军长、秦德纯副军长和张将军等在一起商量应付办法，然后由张将军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进行交涉，同时张将军致电在天津的38师副师长李文田，命令李文田向天津的日本驻屯军交涉，让日军停止进攻，而日军态度强硬，局势进一步恶化。
27日宋哲元军长严辞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自卫守土的决心。当晚，宋军长、秦德纯副军长和张将军一起会见了蒋介石从南京派往北平的刘健群(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和戈定远(冀察政委会驻南京代表)，他们两人此行的具体使命是，劝说宋哲元“即刻到保定，不必留平津与日本人纠缠”。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曾数次致电宋哲元，让宋进驻保定。因为蒋认为，从军事上说，宋哲元应到保定，而不宜驻平津。7月26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宋哲元“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
7月28日晨，日军对北平郊外的南苑、清河、沙河等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当日29军也开始反攻丰台。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希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勿误，如何？盼立复。”接到这封电报后，宋哲元回电对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敢再违背蒋介石的意向，即刻设法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宋哲元军长的这封电报现存于台北国史馆内，它清楚无疑地表明了宋哲元军长离开北平是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绝非某些人所说的，是被其部下逼走的。
涕泣受命留守北平
7月28日中午，29军在南苑作战失利，副军长佟麟阁阵亡，132师师长赵登禹身受重伤下落不明，此消息传入北平城内后，29军首脑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和29军前参谋长张维藩在“进德社”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在此次会议上，作出了宋哲元率二十九军主力撤出北平的决策，并确定留下张自忠在北平维持局面。
1937年10月10日，张将军在南京对《中央日报》记者谈到留守北平的过程：“宋委员长于七月二十八日奉令赴保，要余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令之下，深自惶悚，诚恐材具弗胜，贻误大局，一再坚辞，终不得已，只好涕泣受命。”张将军受命后，曾不无伤感地对秦德纯说道：“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1938年2月26日，张将军在徐州又对记者详细讲述了进德社会议的过程：
“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宋委员长，秦市长，冯师长和我便讨论着如何应付这样的危机，当时宋委员长说‘自忠，你负责守城’。我曾经力辞，说明我恐不能胜任，那时大概下午四点钟吧。宋委员长只在那房间里来回走着，寻思解决这一个当前的危机。这样保持了一个半钟点的静肃，终于他立定了身子，大声地说：‘我命令你守城，你得为国家出力，虽然牺牲你，你也得去干。’他说完了话，便立刻预备走。我知道委员长既已决定，同时我们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因此我就答应了，而要求给我一个限度。‘给你十天吧！’委员长临去的时候这样说。为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出城，便又去了两团人，以这样单薄的兵力，想要守这样大的一个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28日夜，宋哲元军长率领29军主力离开北平，同时命两个旅随张将军留守北平，维持治安。临走前，宋哲元任命张将军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代理冀察绥靖主任、代理北平市市长;任命李文田代理天津市市长，任命张允荣接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等。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军大部已经弃城而去，而张自忠署名的安民告示四处张贴，于是舆论大哗，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
张将军奉命留守北平后，致电在天津的七弟张自明表示，受国家培养二十年，当国家存续之交决心以身寄国，家事让七弟料理一切，并且要家人不用惦念。
29日凌晨三时，宋哲元军长一行抵达保定后，即刻向蒋介石报告：“职今晨三时转保，秦市长德纯、张局长维藩偕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并通电全国：“哲元奉令移保，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
显然，张将军并非如某些没有参与进德社会议的人所声称的那样“秘密赴平，逼走宋哲元”，而是为大局考虑奉命留守。
勉力维持北平八日
7月29日下午，张将军先到东城外交部街就任冀察政委会代委员长，然后赶到西城府右街就任北平市代市长，接着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7月30日上午，张将军就任冀察绥靖公署代主任。
张将军在北平城内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保定的宋军长保持着联系。在台北国史馆内保存着29日张将军致宋军长的两封电报，内容包括张将军向宋军长报告通县保安队反正、安排29军军部职员到保定、石友三部撤退至门头沟等事宜。在留守北平期间，张将军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39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张将军在得知此消息后，立感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独立27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张将军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优势部队截击，只得返回城内。
8月3日，张将军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免去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职务，次日，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8月5日，张将军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发表声明辞去代理职务。8月6日，张将军将所有代理职务全部辞去，就这样张将军在北平城内前后共维持了八天。
8月8日，日军进入了北平城，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立即下令搜捕张将军。
张将军先是避身于东交民巷内的德国医院(现为北京医院)，但由于出入医院的人员很多，很多人都认识张将军，为了安全起见，在友人的帮助下，张将军离开医院，藏匿于东单喜鹊胡同三号美国朋友福开森先生寓所中，后辗转回到天津家中，与家人见了最后一面，将家事委托于七弟自明，9月10日，张将军乘船离开天津，9月13日晚到达了济南。
1937年10月8日，张将军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不久，蒋介石委张将军为军政部部附的闲差，后在李宗仁、程潜、宋哲元的力荐之下，蒋介石让张将军回到了驻防河南的老部队，代理由原38师扩编而成的59军军长。
卫国守土，不敢自后于人
张将军回军后，率领部队在河南北部整休了近两个月，1938年1月底，59军奉命划至第五战区，归李宗仁指挥。张将军对日作战，每战都抱定必死决心倾力而战，屡建战功。
“一战淝水”。1938年2月，张将军率59军抵达蚌埠附近的淮河左岸地区，阻击北犯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将日军击退，并攻占了小蚌埠。
“再战临沂”。1838年3月初，张将军奉命率部驰援临沂。59军在庞炳勋部40军的配合下，奋力鏖战七昼夜，将日军中号称“铁军”的第五师团(板垣师团)所属的坂本支队击退。蒋介石称临沂之战“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临沂大捷后，张将军升任第27军团军团长，同时国民政府明令撤销了对张将军的撤职查办处分。
“三战徐州”。1938年3月下旬至5月期间，张将军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在临沂、郯城、邳县一带连续与日军作战。5月中旬，在徐州撤退过程中，张将军奉命率部断后，于5月24日成功突出日军的重重包围，到达安徽亳县。
1938年9月，张将军奉命在豫南潢川阻击来犯的日军第十师团，59军与日军在潢川连续激战了十一天，最后在日军炮火和毒气的猛烈攻击下，59军于9月18日撤出了潢川，在光山地区继续抗击日军。10月13日，张将军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59军和77军，77军是由原29军37师扩编组成的，于是张将军和冯治安副总司令这两位老同事又在一起并肩作战。10月下旬，59军奉命撤退至湖北东部地区，月底59军突破了日军的包围，到达京山、钟祥一带。1938年11月18日，张将军出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39年1月中旬至3月中旬，张将军率部在京山、钟祥一带抗击来犯日军第16师团，连续作战两个月，最终在襄河东岸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蒋介石以33集团军“此次在鄂中抗敌，苦战兼旬，屡挫敌锋，厥功甚伟，电示李司令长官重予奖赏，以资激励”。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陆军中将张自忠、孙震特加陆军上将衔。”
1939年5月，张将军率部参加了随枣会战，年底又参加了“1939年冬季攻势”。
1940年5月7日晨，张将军率领第33集团军的预备队74师、总部特务营、总部部分人员及两名苏联顾问(一名是步兵顾问，另一名为炮兵顾问)在宜城窑湾、官庄渡过了襄河，汉水在襄阳以下一段称为襄河。此次是张将军第四次东渡襄河了，临行之前张将军分别给冯治安副总司令和59军的高级军官留下了两封信。这是张将军的一贯做法，他每次上战场之前，都会先留下一封信预作遗书之用，以示死战之意，战后回来再行销毁。
5月15日，张将军率总部和74师抵达南瓜店。此时，由于集团军总部无线电通信频繁，被日军通信部队察觉，并被侦听到电台确切位置，第二天清晨日军第39师团对南瓜店发起猛攻。
5月16日上午，在与日军激战数小时后，张将军命令总部非战斗人员及两名苏联顾问撤离战场，午时，张将军左臂负伤，但仍督战不退。下午4时许，张将军身中七弹，以身殉国。当天总部及特务营官兵一同殉国者还有：高级参谋张敬、团长洪进田、主任副官马孝堂(重伤，数日后牺牲)、随从副官洪金四、贾玉彬，及白振瀛、赵世森、崔荣祥、徐蔚峰等五百余人。
据统计，张将军所部59军在1938年至1940年上半年的两年半时间内，因抗日作战伤亡高达33000余人。但是不惧死的将领却受到误解，被一些人认为是求死以证清白，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一系列电报、日记、信札、新闻报道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真实的张自忠形象，他力战而死，死得其所，大丈夫投笔从戎、马革裹尸本就是军人的归宿。他是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数百万中国军人中的一员，人们会永远怀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