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
印章。顾命大臣拟旨后要请两位太后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后宫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的如意算尊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的谕旨
盘落空了，他的临终遗命，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制造矛盾的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多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
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日常朝政中的表现。有书记载，慈安“及与孝钦后垂帘听政，首简恭王入军机处。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臣工，咨访利弊，悉中款会”。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兴”。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发挥己长，励精图治，在朝内重用奕、奕、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二、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制度：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
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三、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十一年，同治帝已经17岁了，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