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始于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年。这一时期，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以及其它诸多方面，都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社会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但是“康乾盛世”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历史上的文景、贞观、开元等三大盛世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情况。第三，“康乾盛世”下的清朝存在许多弊端：如制定过分的“重农抑商”政策，扼杀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再如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科技发展彻底消失，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大都重用贪官，而不用清官，导致“康乾盛世”的吏治极端腐败，黎民百姓怨声载道，这也成为大清王朝由强盛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清官、贪官之分大概是从明朝开国时期开始的。明朝之前的历代王朝，因为实行的是宰相制度，宰相统领群臣，完成皇帝交给的各项任务，维持王朝的生存和发展。这样就使君权和相权保持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因此，也就出现了历代王朝，宰相得意群臣跟着得意、宰相倒霉、群臣跟着倒霉的现象。而在明朝废止了宰相制度，君权开始主宰一切，朝中的大臣士开始各自为战，不得不选择以自己个人的清廉形象抗争专制皇权。而一般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因为官员的贪污意味着直接剥夺他们的收成和利益。大明王朝的许多官员正是抓住这点，大力宣扬自己的清廉，抗议朝廷滥用权力，伸张自己心目中的王道和正义，以获得广大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
因此，从历史上看，有明一朝的朝中官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张。大明王朝之所以建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三大特务机构，就是为了监视、打击那些敢于冒犯皇权的各级官员。但有明一朝的历代君王，似乎都没有找到彻底的解决与清官对立的办法，就是逮捕、杀头都无济于事。那些敢于抬着棺材冒死上朝进谏的官员不仅没有根绝，反而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而这些抬着棺材上朝进谏的官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仅是响当当的清官，而且是响当当的忠臣。
古代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昏乱有忠臣”。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忠臣、清官对立的自然就是昏君了。同样的道理，为官不贪，乃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表彰清官，或者说不贪污的成为一种稀有的高尚道德行为，也就意味着贪污已经是常态了。到了清朝，皇帝们终于找到了解决朝廷官员与皇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法，那就是重用贪官，不用清官。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皇帝在大角狠抓廉政建设的同时，却暗中纵容和鼓励官员大肆贪污，中饱私囊。
康熙把重用贪官的原因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士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那意思是说，士人没有做官之前，穷得要命，一旦做官，马上就有随从，有车，不贪污怎么可能。不过，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圣明，就是“每多包容之”，贪污也就贪污吧。所以有人控诉自己首先贪污时巨款时，康熙亲自做了很有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批示，说此人“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至于贪污巨款，则“必无其事”。那些心领神会的官员，从此自然放心大胆地“小有所取”，享受着先富起来的优惠政策，过上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生活。
不过，康熙并非是白痴皇帝。他比谁的清楚，独裁政治的核心原则是权力。保持权力的垄断性，维持统治的稳定性，乃是压到一切的重要任务。每个官员都有贪污行为，也就意味着每个官员都有小辫子抓在皇上的手里，不听话，随时可以查办。乖乖听话，自觉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则不妨“小有所取”，放心贪污。而以惩治贪污的方式，清除个性张扬的官员，既可以把他们名声搞臭，彻底打垮和剥夺他向皇权挑战的资本，又可以向一般民众展示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获得民众的支持。如此一来，不仅从内部消除了体制内的官员挑战和质疑独裁统治的可能，又把支持士人向皇权挑战的“民意”抓到了自己手中。查办贪污，也就成了清朝统治者清除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好办法。而这些也就是大清朝廷对大贪污犯的惩治，都发生在权力更迭之际的原因。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真的出了真命天子，山呼万岁。他们哪里知道，鼓励和纵容贪污，正是“当今圣上”的权力秘诀。
雍正即位之后，更是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但是，雍正在对待清官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他还甚至认为，“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责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
到了乾隆时代，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而反过来，他却重用以和珅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为祸朝廷，鱼肉百姓。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贪官污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银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
其实，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不是张扬的清官，而是听话的贪官。这些贪官之贪，说到底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无伤大雅。如果以“清廉”为政治资本，则是公然挑衅皇权，要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拿走。这才是是要命的事。独裁政治，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康乾盛世”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康乾盛世”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