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小时，事关清朝国运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按时召开了。
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拿今天的标准来看，不算深夜，但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里，这时的中国人大多已经进入了梦乡。然而，养心殿西暖阁却点着明晃晃的蜡烛，王公大臣济济一堂，室内一切色彩鲜艳的器物均被移走或遮盖，所有人一律一身重孝，一脸哀戚。然而，此时每个人的心中都在翻江倒海，都在苦思冥想着一个问题：到底谁会是皇位继承人呢？
两宫太后在宫女的搀扶下啜泣着走进西暖阁，皇太后当然不用穿孝，但国有大丧，也卸去首饰，不染铅华，一人一身黑色棉袍。两宫太后坐到宝座上，当初垂帘听政时候的那面半透明的帘子也顾不上挂了。慈安哭得神情恍惚，慈禧抹了把眼泪，露出炯炯目光，扫视着跪在脚下的群臣。
择立新君，是家事更是国事，所以，这五类人中，近支宗室和军机大臣均有发言权;如果出现骑虎难下的争执，远支宗室也有居中调和的机会。比较而言，内务府官员是皇家的奴才，只是负责决策的落实执行;至于上书房的师傅被请到这个场合，是皇家尊师的表示，师傅们纯属列席旁听，没有发言权。
据罗惇曧的《德宗承统私记》记载，首先有人请为同治皇帝立嗣，并且提到了溥侃、溥伦两位人选。还没等慈禧表态，心直口快的惇亲王奕就抢着发言反对，他说了四个字：“疏属不可”。就是说溥侃、溥伦血脉疏远不能继位。奕的失礼反而给慈禧提供了个“台阶”，慈禧不失时机地表示首肯，说：“溥字辈无当立者。”
慈禧话音刚落，人群一阵骚动。确实像慈禧说的那样，溥字辈里面没有很合适的人选，但是，如果不立溥字辈的人为帝，自然只能从同治皇帝的平辈——载字辈里面选择了，要是这样的话，清朝的皇帝系不仅将改为“兄终弟及”，而且将由“从兄弟”——叔伯兄弟继承皇位，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思路。按这一思路设想一下的话，可供选择的范围比较广泛，比如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都有儿子可供选择。其中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已经成年，年纪跟同治皇帝差不多，爵位是贝勒;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年仅四岁，前几天同治皇帝病重，搞了一次加恩亲贵的“冲喜”活动，载湉得了个公爵，是辅国公，还没办正式的册封手续。
对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清官方没有记载，一些野史虽不乏附会，但多为猜测之词，比较而言，最权威的记载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作为皇室教师列席会议，冷眼旁观，把会议情况记录到自己的日记中。后来，台湾学者高阳先生评价这一记载是“有不尽，无不实”，也就是说，翁同龢没有记全，但记下来的内容没有不真实的。
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此时军机大臣跟慈禧太后发生了争执。请注意日记中的这样一句话：“(慈禧说)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这句话怎么就能看出争执呢？慈禧提出要垂帘听政，而太后垂帘的前提是皇帝幼小，可见，慈禧要立小皇帝。
相反，枢臣——军机大臣请立贤者。显然，贤者一定是长者，因为对于年纪幼小的孩子来说，不能用“贤”与“不贤”来评价，可见，军机大臣不同意立小皇帝。这就是中国政治的表达方式，双方均未直说，但彼此全听得懂。当然，考虑到慈禧太后的权力欲，军机大臣也跟她讨价还价，表示虽然建议立个年纪稍大的皇帝，但依然请她垂帘听政。
在此，军机大臣的用意可能是为奕的儿子载澂争取机会，因为奕是权倾朝野的人物，是军机处的领导者，军机大臣均为奕的亲信。但作为政治对手，慈禧对他早有戒心，肯定不愿意由奕的儿子继承皇位;更何况载澂是个不争气到家的纨绔子弟，欺男霸女的龌龊事儿没少干，因为霸占了一个有夫之妇，被关进了宗人府的大牢，要不是慈禧网开一面，估计现在还在牢里押着呢。同治皇帝微服出宫，寻花问柳，载澂就是“领路人”之一，这样的人怎能入承大统，做万民仰视的皇帝？但军机大臣振振有词地强调，国家多事，有赖长君。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如何说服众人，扭转乾坤呢？
人们不得不佩服慈禧的机警善辩。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禧没有纠缠载澂是否适合做继承人，而是话锋一转，沉痛地说：“文宗(笔者按：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这一句话说得军机大臣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