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天连娶九个媳妇的风流皇帝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个风流皇帝就是明朝的神宗皇帝朱翊钧。由于明神宗年号万历，因此也称万历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明神宗处理朝政，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黎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十年后，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三十年。公元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罢朝三十年，史学家称之为“醉梦之期”，并说这段时期明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明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废朝政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曾经雄心万丈的大明天子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表面看起来，明神宗荒于政事、不愿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但是，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明神宗之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当然，其身体虚弱的背后，无疑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其中批评明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九五至尊皇帝的私生活这样干涉，使明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明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明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明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
在这方面，明神宗敢想敢干，想到做到，不让其先辈。他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对”大臣，于是慢慢地就连内阁的大学士们也很少见到他的面了;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批奏章，臣下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发。明神宗心里明白，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贬斥，马上就会给朝臣们找来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们得到了“讪君买直”的机会。现在干脆给他一个不理，让这帮“忠君爱国”的臣子们面对皇帝的影子作战。至于他自己，就躲到深宫里与他心爱的郑贵妃风花雪月去了。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恋郑贵妃，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点相像。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到了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部九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从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朝政运作的效率。神宗萎靡委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大明王朝几乎瘫痪，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时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