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这是为什么呢？
天子抠门，举世无双
道光皇帝[注：道光皇帝，是中国清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名旻宁。庙号宣宗，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崇尚节俭，而且毕其生如一日，实在难得。但是，他节俭得过分了——该省的一定要省，不该省的也必须省，这就超出了节俭的范畴，显得吝啬了。所以，说他“抠门儿”好像并不过分。
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注：简介清代官名。清兵入关后，以盛京(今辽宁省沈阳)为留都，先以内大臣一人为留守，顺治三年(1646)改称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徒辽东(今辽宁沈阳)，称辽东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几天过后，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显得衣衫褴褛。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节俭只在影响自己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临财政危机。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平定三藩以来百年未见的窘境，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识到没有，这个国库储备余额还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到底有多少，他恐怕连核查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办？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财源有限，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工夫了。
但是，道光皇帝的节俭主要是省自己，其影响的范围更是有限，离开了北京，官场生活依然故我，梨园声色，饮食精靡，变本加厉，生活豪奢。
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这就是道光帝节俭主义之下、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
光绪年间，做过中国驻英法等国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转叙了道光年间一位治河官员的回忆：当时，南河总督(那时黄河从江苏省入海，负责治理江苏境内黄河的官员叫南河总督)设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费治河经费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资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们贪污或挥霍了。
贪官们的饮食、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极端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豆腐需在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细心制作。客人尝了他们宴席上的猪肉脯，赞叹不已。
据说，这种宴会食物种类繁多，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连续不断。伴随宴席，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奢华之极。
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对官场奢靡的风气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其“节俭”影响了他的儿孙吗？试看咸丰纵情于声色，儿媳慈禧大兴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响力是多么不值一提。这对道光帝的节俭形成了相当辛辣的讽刺！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