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岁那年，由于府邸败落，我随父亲到了沈阳。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后，我又随父亲返回北京。1932年，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皇帝后，父亲便到长春投奔他，并做了伪满皇宫内府近侍处典守科长。后来，母亲带着我来到长春， 和父亲团聚。
由于生活艰难，我上伪国高仅半年便辍学回家了。16 岁时，经人介绍进入伪满皇宫内廷学生班学习。这个内廷学生班是溥仪亲自组织的。他挑选了一些皇家子弟进行培养，其实是给他自己将来复辟准备的力量。溥仪不仅亲自为内廷学生班请老师，还亲自为学生们设计了和纳粹军服差不多的学生装。我当时所在的学生班共有9人，每天除学习《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外，还学习数理化等课程。有时溥仪还亲自给我们上课。他讲课的重点就是给我们灌输君臣之礼。
后来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气数渐尽，我们每天的主要事情不是学习， 而是陪伴溥仪。陪他骑自行车、打网球、游戏，还陪他吃素餐，每日两次。
陪伴溥仪的日子，辛苦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溥仪打人，这是我一生之中永不能忘怀的惊魂记忆。
到了伪满后期，溥仪感到前途渺茫，加之所有的权力都被日本人掌握，心绪不好的他脾气变得多疑而暴戾，往往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找茬打人。但他自己很少动手，基本上都是叫我们互相打。抽耳光，打手板，有时打屁股板子，直到屁股打得肿起来。
溥仪打人一般都不是因为什么大事，他自己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也承认自己“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有一次，毓赡(爱新觉罗· 毓赡，1923年生，14 岁被带入长春伪皇宫内)因为说溥仪的痔疮药像子弹，犯了诅咒溥仪的禁忌，于是换来一顿暴打。
溥仪打人用的板子都是从包装箱上拆下来的，有薄有厚，表面都很粗糙。至于打多少下，没有准数，全凭溥仪的心情，啥时候听见他喊停才能停。
溥仪打我们，所有在场的人不但不敢求情，还要声嘶力竭地申斥助威。稍有犹豫，就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溥仪就会把怒气转移到这个人身上，他就会被打得比第一个人还惨。所以，打人的时候，大家都不遗余力，不敢手软。
有一次，因为另外一个人犯了错，强说与我有关，我便趴在地上咚咚碰头，直至鲜血淋漓，脑袋肿得像皮球，才躲过一顿板子，否则准被打得皮开肉绽。
这种惊魂难定的日子，我陪伴溥仪整整过了6年。
1945 年8 月15 日，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我和家人也离开了伪满皇宫。 如今88岁的我住的房子与伪满皇宫仅一河之隔，可我从未回去看过，因为那里留给我的是6 年胆战心惊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