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和板垣这两名刽子手因为证据不足有可能逃脱惩罚
“证据，证据！”向哲浚满脑子想的就是“证据”两字。
自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就一直在为受审的28名战犯在死亡的阶梯上排着队：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
对于东条英机和松井石根，向哲浚有足够的证据把他们送上绞刑架。但是对于土肥原和板垣，向哲浚却没有信心，甚至自责懊恼得几乎要崩溃。可以说审判第一阶段对两人的控诉因为证据不足，对中方极为不利。如果在第二、第三阶段中，中方还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两名刽子手将有可能逃脱应有的惩罚，他们在中国侵略的事实有可能永远被掩盖。
但是找到置两人于死地的证据又何尝容易？日军战败时几乎销毁了各种有用文件，再加上这两名战犯行事狡猾，想抓住他们两人的把柄可说是难上加难。情急之下，向哲浚在审判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时，抽空从东京飞回了南京寻找对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倪徵燠从国外回来了！
时任南京司法行政部参事的倪徵燠曾与向哲浚两度共事，因此向哲浚对于这个有些内向的中年男子还是很了解的。倪徵燠虽然话不多，但行事沉稳，计划周详细致。现在向哲浚最需要的就是倪徵燠这样既有法学理论知识、又有审判实践经验的人。于是向哲浚向倪徵燠发出了求援。
倪徵燠接到求援后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并出任中国检察组顾问团首席顾问，从此踏上了寻找证据的艰辛之路。
汉奸赵欣伯出尔反尔，把本来写好的证据烧毁了，寻找证据之路徒增变数
接受任务后的倪徵燠并不急着奔赴东京。他知道虽然向哲浚等人已经在国内寻找过证据和证人，但仍然不愿放弃。他想再争取一下。
1946年岁暮的一个早晨，倪徵燠带着一份写有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汉奸的名单与助手一起搭飞机，满怀着希望从南京直飞北平西郊机场。倪徵燠认为最了解日本人的，甚至手中掌握证据的，最有可能就是汉奸。
等到他们经过一路颠簸来到位于陶然亭附近的第1监狱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虽然此前监狱方面曾暗示这几个汉奸，有人要来为东京审判取证，如果他们能够有效地合作，揭露土肥原和板垣的累累罪恶，或许可以因为悔过表现而减轻刑责，但是思想顽固的汉奸梁鸿志和王揖唐却假装昏迷，不肯合作。
赵欣伯倒是很愿意配合。对于倪徵燠的问题，他积极作答，并不隐瞒。当倪徵燠试探着要求他写些书面材料、以便自己带去法庭作为证据时，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很意外的顺利有的时候反而是不正常的。就倪徵燠对赵欣伯的了解，他不应该如此坦诚，何况他也是学法律出身，一向严谨轻易不留下痕迹，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同意留下白纸黑字呢。说得好听一些，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指控板垣和土肥原的材料，但反过来不是一样可以成为他自己的犯罪证据吗？
果然，当倪徵燠再次去见赵欣伯时，赵欣伯已经变了。他当着倪徵燠的面，将写好的材料投入火炉之中。熊熊大火消蚀了倪徵燠心中仅存的一点儿希望。
面对这样的情景，倪徵燠的心战栗了一下，但他未露声色，只是扶了扶眼镜，转身就走了。不过，他很想知道赵欣伯转变的真正原因。原来，如倪徵燠所料，赵欣伯本就对书写材料就能减轻他的罪责抱怀疑态度。在写材料期间，他又不知从哪儿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日本人又要东山再起，他们这些人又能纵横天下了，所以他烧毁了证据。
北平取证受挫，尽管是在倪徵燠意料之中，但他多少还是有些失望。没有更多的足以应对辩方律师们如狼似虎疯狂质问的证据，又怎能让刽子手们走上绞刑架呢？好在他也并非空手而归。临离开北平前，倪徵燠在相关人员的介绍安排下与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见了一面。张佩兰向倪徵燠描述了板垣和土肥原指使他人杀害吴佩孚的经过。张佩兰的证词是他在北平获得的唯一一份证据。也是这份证据，成为他日后在东京法庭上反诘板垣的有力武器。
1947年2月，倪徵燠带着这仅有的一点儿证据抵达东京。此时，法庭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倪徵燠的计划是在第三阶段，即被告人答辩时出庭反诘并见缝插针地提出新证据。但就针对土肥原和板垣而言，倪徵燠手中的证据除了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还稍稍有力外，其余的证据均不具针对性。为了不让这两个刽子手逃过，中国检察组成员们一次次开会，一次次讨论。
土肥原和板垣曾被大肆吹捧，就证明他们罪大恶极，强有力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
有一天，检察组一名成员灵光闪现，提议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去寻找两人的罪证。尽管他知道，日军临败前烧毁了大量文件，但总还是会有遗漏的。这个提议让一向沉稳而不露声色的倪徵燠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谁能掌握日军最核心的机密，不就是日军自己嘛！此时的陆军省档案库已被盟军驻日总部封存，外人一律不得进入。
在征得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同意后，倪徵燠和他的同事们进入了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但当他们面对如山般浩繁卷帙时，不免愕然。要想在成堆的一张张薄纸中寻找土肥原和板垣的犯罪证据，如同大海捞针。并且检察组成员中只有两人通晓日文。仅仅依靠他俩，又怎能在短时间里通读完所有文件。时不我待，所有人都一头扎进了文件堆中。倪徵燠等不懂日文的就从与中文相似的日文字中、文件类别和标题中，一份份筛查。
由于长时间在一行行细密的日文字中搜寻，倪徵燠原本近视的眼睛异常疲劳，于是他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摘掉眼镜，闭闭眼睛，揉揉太阳穴。但就在这种情形下，他仍然耐心细致地筛选着文件材料，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点。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事后经粗略统计，倪徵燠他们过目的有日本内阁、陆军省、外务省的现存材料，其中包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五相会议文件、关东军报告和动员令、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件、汪伪档案等等，甚至还有大量的旧报纸。他们没日没夜地摘抄、翻译、整理，只吃简单的三明治，喝白开水。
在很多档案里，倪徵燠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板垣和土肥原被大肆吹捧。倪徵燠认为他们越被吹捧就证明他们罪大恶极。比如，在陆军省里的一份驻华日军的报告中提到，许多被替换回国的日本兵在回到家乡后，吹嘘他们如何杀害中国百姓，如何强奸，如何抢劫。写这份报告的军官无非是想借此表明他们在中国如何神勇，如何被中国人所恐惧。然而就是这样的报告，却正好成为倪徵燠所需要的强有力的证据。板垣和土肥原在法庭审理开始时，个个声称“不认罪”。如今在这些他们自己的文件、报告面前，看他们还将怎样狡辩！
土肥原和板垣在有力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他们俩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
1947年9月10日，东京审判的第三阶段开始。
在法庭上，倪徵燠面对土肥原所提供的证人——土肥原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时，拿出在陆军省档案库找到的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提交给了法庭。这张报纸的其中一页这样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这一证据正好驳斥了爱泽诚所说被告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老实又坦白的证词。
在板垣的证人——1938~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作证说板垣在任陆相时一贯整饬军纪、故而他手下的日本军人无不良之举之时，倪徵燠拿出一份山胁于1939年2月以陆军省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通令。该通令列举了返国军人向亲友谈话若干种，并明令禁止传播，其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作战军人如经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或则给以金钱遣去，或则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的效力。”面对自己在通令中“承认”的板垣在任陆相期间日本军人的残暴之举，山胁无话可说。
在板垣的自辩阶段，为了对付一言不发的土肥原，倪徵燠拿出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在法庭上步步紧逼板垣，迫使板垣当庭指认土肥原，挫败了土肥原以沉默对付法庭的策略。
就这样，倪徵燠运用高超的诉讼技巧和千辛万苦找来的有力的证据，彻底击垮了被告的辩护防线，最终促使包括板垣和土肥原在内的7名战犯走向了绞刑架。
中国检察组赢了！中国人民赢了！许多年以后，倪徵燠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记，历历在目，既有辛酸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写到这里，我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