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寺中的豁蒙楼是旧时南京文人最爱登临的名楼。此楼始建于清末，1973年毁于火灾，1979年重建。在很多资料中，都说豁蒙楼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纪念友人杨锐而新建的，但这个说法似乎并不确切。
辛亥革命元老刘成禺(字禺生)在其所著《世载堂杂忆》中，收有《豁蒙楼》一文，记载了豁蒙楼的由来。
清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时，与其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杨锐(字叔峤，戊戌“六君子”之一)某夜“同游台城，憩于鸡鸣寺，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百家、古今诗文，憺然忘归，天欲曙，始返督衙。”“此夕月下清谈，及杜集‘八哀诗’，锐能朗诵无遗;对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篇，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詠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反复吟诵，之洞大感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杨锐与谭嗣同、康广仁等被清廷杀害。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再次出任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时，“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诵‘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金陵野史》一书中的《豁蒙楼与杨锐》一文，就是根据刘文而写的。此后，大凡写到鸡鸣寺和豁蒙楼的文章均因袭这一观点，遂形成张之洞建楼是为了纪念杨锐这一说法。
与刘文所说稍为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曾受聘任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即副总编)、后为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李详(字审言)，他比刘禺生稍早，在南京居住近十年。
他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一文中说：“张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再督两江日，属(叮嘱)黄华农方伯于鸡鸣寺东，伐去丛木，建楼其中，俯临台城，以览玄武湖之胜。楼成，文襄署扁(匾)曰豁蒙楼，取杜(甫)《八哀诗·咏李北海》云：‘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此中未提及张之洞纪念杨锐一事。
刘文和李文所记虽略有不同，但都说豁蒙楼是张之洞所建，一说“捐资起楼”，一说“建楼其中”;而张之洞在豁蒙楼匾额跋文中也说：“余创于鸡鸣寺造楼，尽伐林木，以览江湖”。
《金陵佛寺大观》一书说得更具体：“在(鸡鸣寺)观音阁左边南唐涵虚阁旧址上营建楼宇一座……题额豁蒙楼”。这些说法给人的印象是，豁蒙楼是单独另外建造的。
近日，笔者在阅读《张之洞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中《鸡鸣寺》一诗时，感觉以上说法不甚准确。这首五言诗，共二十八句，其中有“一朝辟僧楼，雄秀发其秘，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苍翠”之句。说得更为明白的，是张之洞在诗题下的自注：“余以金施寺，僧辟寺后经堂为楼，尽伐墙外杂树，遂为金陵诸寺之冠。”辟，是开的意思。这是说豁蒙楼并不是新建的，而是寺僧收了钱后，把寺后原有的经堂改建为楼。(佛教称藏经、诵经之堂为“经堂”)。
这样，原先闲人免进的经堂便成了人人皆可登临的览胜之处。另外还有一个佐证，民国时期的“立法委员”，与刘禺生、冒鹤亭等时相唱和的著名诗人曹经沅，1933年与友人同游鸡鸣寺，写诗一首，在笫五句“布金人去思元老”下自注：“豁蒙楼旧为经堂。”(见曹经沅《借槐庐诗集》)
那么张之洞的诗注与他的题匾跋文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呢？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张之洞原先确实创议在鸡鸣寺中“造楼”，也许给的钱不够，这样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张之洞在题匾跋文中说，那位黄华农方伯(“方伯”是布政使的敬称，黄时任江宁布政使)也是给了线的;也许寺中空地不多，也许造楼费时费工，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楼并未造;但已收了封疆大吏的钱，地方官员和寺僧总得向这位一方诸侯有个交代吧，于是便把收藏佛教典籍的经堂改建一番，成了对外开放的豁蒙楼。
说张之洞创议在寺中造楼，除他自己所说之外，还有时人记载可凭。《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1867——1906)，写有《南皮游金陵鸡鸣寺》一文记其首次游览鸡鸣寺之事。张之洞为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时人常以“张南皮”称呼他。文不长，摘录如下：
“南皮在金陵日，尝游鸡鸣寺。南皮立高处，左望玄武湖，澄澄如镜，右望台城，则树木丛杂，不能一览无余。南皮不慊(不满意)于心，因命材官伐树。寺僧伏地哀之曰：‘树皆百年物，伐之则生机绝矣。’南皮不顾，沉吟曰：‘其如寥阔何？无已，其盖一三层洋式高楼乎？’寺僧以南皮为其置别业也，喜而谢。胡砚孙观察进曰：‘以名胜之地而盖洋楼，似乎不古。’南皮深然其说。寺僧又忐忑不已。濒行时，顾胡曰：‘你替他将就搭几间屋吧，茅蓬都使得。’言毕，匆匆乘舆而去。”
据此，可知张之洞确实想在鸡鸣寺中建楼，而且想盖洋楼，其目的就是拓宽视野，登高览胜。后来再督两江时，旧地重游，触景生情，伤悼杨锐，才施钱寺僧，辟堂为楼，楼成，张之洞实现了两个心愿：放眼江山与伤怀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