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江湖会党的存在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与隐患，因而一向是朝廷坚决打击清除的对象。但是，即便在历朝历代高压政策打击下，江湖帮会仍能秘密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中，每至天灾人祸、王朝衰亡之际，这些民间秘密组织便会乘时而起并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秘密社会的存在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譬如其一贯以“忠义豪侠、急人之急”等传统理念相号召，又以“仁义礼智、五伦八德”等信条作为基础价值观，因而在弱势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会党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如萍浏醴起义时的“洪江会”即设有“内外八堂”(“内八堂”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外八堂”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外八堂”下还设有“红旗”、“跑风”各职，分别掌管组织、侦候、通讯等职；二是定有严格的纪律约章，譬如四川哥老会(“袍哥”)即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不敬长上、殴打亲属、调戏妇女等，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挂黑牌”等严厉惩处。
较之以往的帮会组织，清末会党又有三个新特点，一是重要成员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会成员多有湘军或其他军队的从军背景；二是革命党渗透到江湖会党组织中，使其在“秘密社会”的性质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与革命的色彩；三是革命党组织将各地会党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联盟，如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即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各大会党联合了起来，在革命党人的组织引领下，会党就不再是一群骚动不安的乌合之众，而成为一支而极其凶险的组织力量。
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