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胡适一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
国民党当局对待胡适的态度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在“人权运动”中，当胡适对国民党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指名道姓地责骂蒋介石时，国民党内当然也是群情激愤，尤其一些中下层党徒更是咬牙切齿，纷纷呈请“辑办”胡适，甚至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并掀起了一阵围剿胡适的言论狂潮，把“反革命”、“X党”、“反动”、“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种种帽子一股脑儿地扣到胡适头上。国民政府也饬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并迫使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从这一方面来看，当局对胡适们的批评也是压制得十分厉害的，以致于曹聚仁认为“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但胡适与当局的严重对立并受到当局的大力打压，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即便在胡适与当局的冲突最紧张时，他也与当局的核心层之间有着一种“感应”与“对流”。沈寂在《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一文中，对此一方面的情况论述较详。下面参照沈寂文章，聊举三例：
其一、胡适1929年5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国民党6月间召开的三届二中全会所公布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第二项即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这里强调了政府执法是为了“保障人权”，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适建议的实质。所以胡适在6月19日的日记中说国民党此举“与我的《人权约法》一文有关”。
其二、胡适在1929“人权运动”中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从文化复古、压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论证了国民党的“反动”。胡适说：“我们至少要期望一个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引按：在此即指白话文)。------但是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并指出“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文章最后要求“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胡适此文语气激昂，大有戟指怒斥之态。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适所谓的“鬼话文”而改用了白话文。按沈寂先生的说法，“这个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举动，无疑也是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作出的反应。”
其三、胡适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或者说，胡适对国民党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书”的方式进行。胡适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对他们的言行直言指责，并正面提出应该如何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胡适也与鲁迅显出重大差别。)而他的意见也时被某种程度地采纳。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沈寂先生研究，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中央社9日电，报导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事，他说该手令是“命令行营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记)。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说：“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民国之大责任。’甚至说‘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
胡适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骂”，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对方所接受，说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最上层，对胡适的“骂”并未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当局对胡适言论的容忍就是无限度的。我们知道，对国民党政权，胡适的态度是保存、合作、对抗。保存，即意味着反对旨在推翻这个政权的任何行为，尤其是暴力行为，说得具体说，即意味着当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令蒋介石头痛万分时，胡适坚决站在了蒋政权一边，以自己的“道义力量”支持着它。这是胡适自定的底线。而这也是当局对胡适容忍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胡适的“骂”再尖锐激烈，也能让当局感到一种“善意”，一片“苦心”。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最高当局，虽然也必然时时感到胡适的“忠言”很“逆耳”，但他们同时也十分清楚，这毕竟是“忠言”，不能与鲁迅寒光闪闪的“匕首投枪”混为一谈。这样，即便胡适的言论“过火”些，甚至不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最高当局也能容忍了。当然，这里的所谓“容忍”，是指不采取通缉、逮捕、暗杀等措施，至于默许甚至怂恿中下层党徒和报刊对胡适进行攻击、谩骂，甚至指使有关职能部门出面对胡适发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能在相当程度上容忍胡适的批评，当然也与胡适的批评总是从正面出发，总是能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有很大关系。对于胡适的正面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人，通常表现出很重视的姿态。“人权运动”时期，就在中下层党徒对胡适表现出忍无可忍的激愤时，“国舅”宋子文却约胡适晤谈，请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在后来的生涯中，胡适与蒋介石等当政要人直接对话沟通、当面建言献策，更成一种常事。蒋介石们这样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争取胡适们支持的用心，当然，也不无听取意见的诚意。
鲁迅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解释起来比较容易。而胡适为何“敢”这样做，要说清楚则稍稍困难些，因为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较之鲁迅要复杂得多。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同观念的矛盾和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争或暗斗。而胡适们之所以能尖锐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甚至“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也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和权力纷争，正如沈卫威先生所说，“是钻当局的空隙，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沈卫威的书中，对“《新月》背后的政治关系”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赘述。
我知道，我并没有把鲁迅的不“敢”和胡适的“敢”说清楚。好在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很具体的问题，而是鲁、胡两个同时代有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姿态和政治取向。——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在台北，我花了两个上午时间采访王志维。王先生当时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有人称他为馆长，有人称他为馆主任)。王志维抗战时期就到了中研院，编制原在史语所，跟胡适交往甚多，是胡适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胡适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维管理;王志维的太太张彦云常替胡适缝补衣扣，胡适极为感谢。1961年11月15日，中研院总务主任薛世平患病，请求辞职，胡适想把王志维从史语所调出，接替薛世平的位置。11月18日，胡适给当时代理中研院院务的史学家李济写了一封信：“昨天薛世平兄有辞去总务主任工作的信给我，我想调王志维兄为总办事处秘书，代理总务主任。我盼望老兄能同意这办法。我观察了志维兄三年之久，觉得他有才干，有操守，又有好学的热心。所以我想请他担任这件很麻烦的工作……”
1958年胡适二骂蒋介石：“总统”对我的夸奖是错误的以下，是王志维口述的史料，谈及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胡适跟蒋介石关系本来很好。胡适在美国当寓公时给台湾史学家李济写过一封信，希望自己出资，在台北南港盖两间小房，以便利用中研院的资料，并借助中研院一些青年学者的帮助，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两部著作《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蒋介石得知此事，立即责成国民党“总统府”的秘书长张群过问此事，立即拨款为胡适盖了一栋小洋楼，配齐家具、盥洗用具，其中很多都是进口货。
1958年，67岁的胡适跟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这一年的4月10日，胡适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前往祝贺并致祝词。蒋的发言稿是由陶希圣起草的，讲话中除把胡适大夸一通之外，又大肆鼓吹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不料胡适有些“不识抬举”。他当场反驳：“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些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胡适还借机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胡适当场反驳蒋介石，使在场的人听得目瞪口呆，从此胡蒋之间加深了隔膜。事后有些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态度有些过分。胡适不接受，说：“我跟蒋公是老朋友，顶他两句没关系。”不久，蒋介石来电话，要找胡适开诚布公谈谈。胡适对朋友们说：“好极了，‘总统’要来中研院，我们大家一起跟他谈谈。”不料这回蒋介石的汽车开出不久，就有电话催他折回，说有紧急公务，胡蒋之间于是失去了一次开诚布公的机会。
1960年胡适三骂蒋介石：“总统”没有出过国
1960年7月，胡适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至10月中旬才经日本返回台湾。在此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雷震案。胡适的友人雷震因试图在台湾组织反对党而被捕，罪名是“涉嫌叛乱”;他担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杂志也被查禁。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感到“大失望”。当年11月15日，胡适要求见蒋介石，汇报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见是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安排的，当时的气氛相当紧张。首先，蒋介石安排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半，也就是午饭前的半小时，说明根本没有恳谈的诚意;其次，蒋介石以前都是单独接见胡适，这次会见时一左一右站着两位便衣，杀气腾腾。蒋介石抢先谈到了雷震问题。他说：“我对言论自由，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谍，‘政府’不能不办他。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的‘政府’。”胡适说：“今天‘总统’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受不了。1949年4月，我对美国记者说，我愿用我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十一年前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也许我的道义不值一文。‘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五十分钟，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胡适生前跟蒋介石的这两次正面冲突，实践了他的人生格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