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
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拥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哪知11月26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身边就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像张学良一样“坐穿牢底”了！张杨都不能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为抗日而坐牢。杨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被非法加以残杀，残杀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周养浩说话了，残杀的经过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本来到1946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做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做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
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声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骨灰的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痛。(参阅沈醉《军统内幕》，第223—239页)
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
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共产党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