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薛岳、孙立人三人，公认乃国军将领之佼佼者，甚至在网友中享有“战神”之虚誉。但去台后，三人均不获重用。白、孙之缘故，《短史记》已有阐释——白氏政治立场反蒋，更在内战末期频频“通共”;孙氏在台任陆军总司令期间，一脚“通共”，一脚亲美，且欲联合“自由派”推翻蒋介石。
薛岳去台后长期闲置，究其原因，实与白、孙二人雷同。早在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薛氏即与李济深密谋合作倒蒋，试图在史迪威的支持下，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据李济深自述，“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薛氏“反蒋”一节不算秘密。但内战期间，其“通共”情事，则迄今鲜有人知。据大陆解密档案文件，1949年5月间，薛氏与中共过从甚密，且一度承诺反蒋举事。
薛氏其人，政客色彩颇浓，本质上并非一纯粹军人。三次“长沙会战”，其政治考量远甚于军事谋划，故战报谎话连篇，以至于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慨叹：“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948年，薛氏更与余汉谋、张发奎等粤籍军人合谋，欲扶植孙科组阁，且内定张发奎为国防部长，薛岳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惜乎粤系不敌桂系，谋划未成。其后，薛氏又趁蒋氏嫡系部队苦战于淮海，与张发奎、余汉谋提出“粤人治粤”之口号，意在将宋子文驱离广东。蒋氏无奈，遂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1949年2月，薛岳走马上任;5月，即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
据档案文件显示，先是，5月4日，蒋光鼐赴港向中共传递消息称：“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对反蒋一致，对联共则各怀心事，彼此未能共同商讨。……薛表示虽恨蒋，但不满中共，态度仍极顽固。”其时，桂系白崇禧正与中共积极联络，且承诺“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故蒋光鼐还提到，桂系甚至拟“移师湘粤边境，以威胁驻粤蒋系两军，促进张、余、薛之决心与勇气。”工作进展很快。至5月13日，地下党致电周恩来，明确提到“薛岳已决心反蒋”。文件称：“据蒋(光鼐)说，薛岳已下决心要干，组织工农革命政府，且已将此意托余汉谋征求李(宗仁)的同意。”“薛谓如李不参加，亦决心干。薛计划为在粤组织工农革命政府。”
但是，在薛岳倒戈一事上，粤系与桂系之间，存在严重矛盾。5月14日的内部讨论会议上，桂系骨干黄绍竑“主打破党统，维持法统，由李德邻领导西南全面和平”。李德邻即李宗仁。桂系之意，乃是希望先将桂、粤两系人马打包统合在李宗仁、白崇禧旗帜之下，再集体投共，如此可增加己方谈判筹码，以便从中共手中换取更多的政治收益。但负责策反薛岳的蒋光鼐，却对此不以为然，向中共表示：“党统、法统均应废除，如李踌躇观望，粤薛应先发动。”
5月17日，地下党再次发出电报，称薛岳与桂系矛盾较大，须待白崇禧等人离开广东后，才能举事。电报援引粤系将领邓世增带来的情报称：“薛岳虽仍谋以粤赣独立，但因环境恶劣，不如前之坚决。……薛向邓表示：俟白等离粤，即采取行动云。”薛的这一表态，似不过是暂安中共之心。据邓世增讲，白崇禧因未能在与中共的谈判中，得到理想的政治回报，故放言表示：“他为谋和而结果只得了战犯头衔，那就只好对共抗战到底”;地下党也获得情报显示，邓世增对粤系投共一事之收益相当关心，“私向人表示，有吴奇伟等如此小干，而不谋大干，终必被中共一个个吃掉，实不合算。”换言之，邓氏反对如吴奇伟般零碎投共，理由是回报太小，“不合算”，和黄绍竑一样主张打包投共。故在白崇禧心生犹豫之际，邓氏对于游说薛岳投共，也相应变得不积极起来。
至5月22日，“黄季宽约见告我，薛岳反蒋之意已暂打消”;其拟投共一事，就此告一段落。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薛岳走马广东之初，宋美龄即由美国致电蒋经国，询问“薛岳态度近来究竟如何，盼复”;蒋经国则回复：“人心之坏，出人意料，万分寒心。薛之态度暂无特殊之表示”。戒心若此。1952年，蒋氏父子以薛氏可能勾结“第三势力”为由，搜查其住宅，非为无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