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几个月后，以“促进统一”、“拥护中央”立下盖世奇功的张学良对结盟大哥蒋介石可谓言听计从。
这时，日军对东北虎视眈眈，威逼日盛，而蒋介石则因冯玉祥等地方军阀威胁的解除开始全力对付南方的中共红军，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张学良之父张作霖即为日本人策划炸死，身负国恨家仇的他原本打算对日实行强硬政策，向蒋介石提出“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但蒋介石未予批准，而是主张对日谈判。
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张学良)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受到蒋介石对日消极态度影响，深知中央政府绝不会出一兵一卒相助的张学良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之手，张学良与退入关内的数十万东北军只能多年遥居华北远望故乡。
1933年3月，华北地区的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替蒋介石顶过而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一年后，回国后的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等职，开始与中共红军作战，却屡战屡败，而蒋介石对他的军队损失一无补充，明显有借刀杀人，消除非嫡系部队的动机。
张学良的思想随即发生重大转变，多次苦苦进谏，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到拒绝，两人从亲密无间的盟兄弟发展到见面即争吵。
1936年12月12日，在苦谏蒋介石不能向游行示威学生开枪再度遭到痛斥的张学良，盛怒之下进行“兵谏”，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一道活捉了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及其随员，是为“西安事变”，一时举世震惊。
蒋介石叱咤军政界多年，第一次身陷囹圄，命悬一线，生死决定在张学良一念之间，他即便贵为一国元首，拥兵百万也是徒唤奈何，但张学良的本意并非杀掉多少人希图除之而后快的蒋介石，而仅仅是逼迫其抗日。
他对部下说，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或给擦一擦为了让它更亮。这样做，蒋介石就更亮了。他还说，自己跟蒋先生两个没有别的冲突，就是冲突两句话，就是他要“安内攘外”，而蒋介石是要“攘外安内”。
不久，在中共参与的多方势力协商下，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甚至在蒋介石没有签署任何字据，东北军、西北军的老部下和中共一方又极力反对的情形下突然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他解释说，因为已经把泥菩萨(蒋介石)扳倒，只好再把他扶起来。
他希望以此来表示西安事变自己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也没有想过与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因为自己大权在握，富贵在手，什么都不要，所以蒋介石也能原谅他。
多年后的1990年，他依然回忆说：“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父亲就教导我，做军人后我就真是随时预备死，不过后来我对内战非常厌恶。”
有惊无险的蒋介石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安全回到了南京，此番受惊，虽然罪魁是张学良，但保证其安然无恙、体面归来的也是张学良，可以说，张学良对他又有莫大的再造之恩。
设想一下，在讲究成王败寇的军政界，张学良不是心慈手软顾及盟兄弟之间的个人情谊，而是毫不犹豫将蒋介石处死，不仅可以改写中国的历史，一遂国民党党内外众多人对蒋恨之入骨的心愿，他即便不能代之而起成为元首，几十年专制一方而善终的人生结局是可以想见的。
正因为张学良对自己有三大如山之恩，蒋介石尽管一回南京便将张学良扣留丢进监狱，但与对待其他政敌不同，最终仅仅将其圈禁一生，留下了他一条孤寂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