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某一天，1952年12月5日。
清晨，伦敦城的空气寒冷而新鲜，但已经有薄雾弥漫。从北极南下的寒潮先后到来，气温低到了极点，而在降温过去后，风停了，一轮反气旋造访了无风的伦敦，形成了冷而停滞的空气，受困于一层暖气团之下。
逆温层笼住了这个城市，一层看不见的透明罩子，落在了伦敦市民的头上。
人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
为了取暖，成千上万吨未经过脱硫处理的煤，被投入家庭煤炉和市区内的小火力发电厂的火炉里。
同时，从这些 地方的排气口里，数千吨煤灰、焦油和混杂着二氧化硫等各种有害化合物的气体，被源源不断的排放到大气之中。
“雾”越来越浓了。
风扑在脸上，虽然感觉不到尘土的存在，却会引起过敏反应。空气里混杂着一种奇怪的味道，像是稀释的浓烟，又像是厨房里的焦味。许多人开始咳嗽，即便坐在家里，依然能看到一层灰蒙蒙的雾气，浮在房间里。
到了12月6日清晨，人们出门时惊讶的发现，能见度已经不到10米。警察们戴着简易口罩站在路中央指挥，伦敦市中心的Sadler'sWell剧院宣布停演，因为人们看不清舞台。煤烟中的焦油颗粒使得雾霾拥有黄黑的颜色，“豌豆浓汤”的绰号也由此而来。
到了12月7日和8日，市区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已经高达3.83mg/m³。二氧化硫在空气中其他氮氧化物的催化下，逐步转化为硫酸盐。当含有稀酸的浓雾微粒蒸发时，酸雾就笼罩了整个城市。
寂静的，杀人于无形的死亡之雾。
毒雾之下，大量的人感到呼吸困难，伦敦城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咳嗽声。极端天气期间的死亡率是平时死亡率的3到4倍，伦敦官方发布的，在浓雾弥漫的四天时间里死亡的人数就达4075人，一般认为这是低估了实际死亡人数。
两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
参加救援的医生Horace Pile回忆到，他曾经想把一个患者送到医院救治，但是医院里因为大雾来就诊的人太多，所以根本无法收治。
“终于有医院同意接收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当我冲到后面，把救护车门打开时，却看到那个人已经过世了。”
就像世界上所有力求稳定的政府一样，对于1952年的伦敦雾霾，英国政府一开始是消极应对的。它否认人们的健康问题和极端天气相关，而是归咎于病人们本身就患有呼吸道疾病。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无烟煤尚未普及，并且价格昂贵。想要改造居民的暖炉，限制火力发电厂的发展，还要清洁能源，就势必要掀起一场价格高昂的能源革命，而刚刚在二战后喘过气的英国政府很难负担。
这时候，有一群人站出来了。
他们的代表，是供职于杂志《Arthur Guinness， Son and Co Ltd》的主编休·比弗爵士(Sir HughBeaver)。这本杂志就是日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前身。
在1952年伦敦雾霾爆发的这段时间，他是粉尘监测站委员会的主席。
他在战后为重建英国而奔走运动，在首都遭受污染之际依然不忘自己的职责。
同时，伦敦地方议会(成立于1889年)在1953年1月也出了一篇报告，明确指出12月5日这场毒雾对居民健康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迫于巨大的压力，英国政府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由休·比弗爵士任主席，调查雾霾事件的起因和对人体的实际伤害。
委员会在成立四个月后就拿出了一份中期报告，一年之后，又发布了一份最终报告。
在报告里，他们指出：“绝大部分的污染源，直接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
委员会为如何治理伦敦雾霾给出了很多建议，包括但不限于：使用经过处理的能源(无烟煤等)，政府应当为人们发放补贴以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在都内规定无烟区，禁止燃烧会带来大量污染的能源，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灶具，减少煤炭的用量……等等。
这些建议，最后都成为了1956年英国《空气净化法案》(Clean Air Act 1956)的内容。
《法案》出台后，伦敦的空气情况开始好转。清洁能源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使用天然气代替煤炭，重污染企业也相继搬迁。1967年，休·比弗爵士因病去世。
1968年，英国政府对《清洁空气法》进行了修订和扩充，赋予负责控制大气污染的政府部门更多权限——包括出台新的锅炉颗粒物和烟尘排放限值的权力，和可以强制要求地方政府设立新的无烟控制区的权力。
1974年，政府颁布《污染控制法》(Control of Pollution Act)，规定机动车燃料的组成，并限制了燃料中硫的含量。
到1975年，伦敦的雾霾天数已经从每年几十天减少到15天，1980年降到5天。
现在是2017年了。
中国官方称，2016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198天(不达标天数167天)，共发生重污染39天，其中PM2.5重污染38天，较2015年减少7天。
